《苏轼集》第四十二卷(论十首)

  《宋襄公论》苏轼

  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一日己巳,朔,宋公及楚人战于泓,宋师败绩。
  苏子曰:“《春秋》书战,未有若此之严而尽也。
  宋公,天子之上公。
  宋,先代之后,于周为客,天子有事膰焉,有丧拜焉,非列国诸侯之所敢敌也。
  而曰“及楚人战于泓。”
  楚,夷狄之国,人微者之称。
  以天子之上公,而当夷狄之微者,至于败绩,宋公之罪,盖可见矣。
  而《公羊传》以为文王之战不过此,学者疑焉。

  故不可以不辩。

  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。
  以不仁之资,盗仁者之名尔。
  齐宣有牵牛而过堂下者,曰:“牛何之?”曰:“将以衅钟。”
  王曰:“舍之,吾不忍其觳觫,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”
  夫舍一牛,于德未有所损益者,而孟子与之以王。
  所谓以不忍人之心,行不忍人之政,三代之所共也。
  而宋襄公执鄫子用于次睢之社,君子杀一牛犹不忍,而宋公戕一国君若犬豕然,此而忍为之,天下孰有不忍者耶!泓之役,身败国衄,乃欲以不重伤、不禽二毛欺诸侯。
  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,而能忍饥于壶餐者,天下知其不情也。
  襄公能忍于鄫子,而不忍于重伤二毛,此岂可谓其情也哉?桓文之师,存亡继绝,犹不齿于仲尼之门,况用人于夷鬼以求霸,而谓王者之师可乎?使鄫子有罪而讨之,虽声于诸侯而戮于社,天下不以为过。
  若以喜怒兴师,则秦穆公获晋侯,且犹释之,而况敢用诸淫昏之鬼乎?以愚观之,宋襄公,王莽之流。
  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,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。
  其得丧小大不同,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。
  其不鼓不成列,不能损襄公之虐。

  其抱孺子而泣,不能盖王莽之篡。
  使莽无成则宋襄公。
  使襄公之得志,亦一莽也。

  古人有言:“图王不成,其弊犹足以霸。”
  襄公行王者之师,犹足以当桓公之师,一战之余,救死扶伤不暇。
  此独妄庸耳。
  齐桓、晋文得管仲、子犯而兴,襄公有一子鱼不能用,岂可同日而语哉。
  自古失道之君,如是者多矣,死而论定。

  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。

  《秦始皇帝论》苏轼

  昔者生民之初,不知所以养生之具,击搏挽裂与禽兽争一旦之命,惴惴焉朝不谋夕,忧死之不给,是故巧诈不生,而民无知。
  然圣人恶其无别,而忧其无以生也,是以作为器用、耒耜、弓矢、舟车、网罟之类,莫不备至,使民乐生便利,役御万物而适其情,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。
  器利用便而巧诈生,求得欲从而心志广,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,是故制礼以反其初。
  礼者,所以反大复始也。

  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,不揖而食便于人情,而适于四体之安也。
  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,宽衣博带,佩玉履舄,所以回翔容与而不可以驰骤。
  上自朝廷,而下至于民,其所以视听其耳目者,莫不近于迂阔。
  其衣以黼黻文章,其食以笾豆簠簋,其耕以井田,其进取选举以学校,其治民以诸侯,嫁娶死丧莫不有法,严之以鬼神,而重之以四时,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。
  故曰:礼之近于人情者,非其至也。
  周公、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让之间,丁宁反覆而不敢失坠者,世俗之所谓迂阔,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。

  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,至秦有天下,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,自以为智术之有馀,而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不知出此也。
  于是废诸侯、破井田,凡所以治天下者,一切出于便利,而不耻于无礼,决坏圣人之藩墙,而以利器明示天下。
  故自秦以来,天下惟知所以救生避死之具,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。
  何者?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。
  苟生之无事乎礼,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。
  呜呼!此秦之祸,所以至今而未息欤!昔者始有书契,以科斗为文,而其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,盖今所谓大小篆者。

  至秦而更以隶,其后日以变革,贵于速成,而从其易。
  又创为纸以易简策。
  是以天下簿书符檄,繁多委压,而吏不能究,奸人有以措其手足。
  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,则虽欲繁多,其势无由。
  由此观之,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,是开诈伪之端也。
  嗟乎!秦既不可及矣。
  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,而惟便利之求,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诈也,悲夫!《汉高帝论》苏轼

  有进说于君者,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,则用力寡矣。
  人唯好善而求名,是故仁义可以诱而进,不义可以劫而退。
  若汉高帝起于草莽之中,徒手奋呼而得天下,彼知天下之利害与兵之胜负而已,安知所谓仁义者哉!观其天资,固亦有合于仁义者,而不喜仁义之说,此如小人终日为不义,而至以不义说之,则亦怫然而怒。

  故当时之善说者,未尝敢言仁义与三代礼乐之教,亦惟曰如此而为利,如此而为害,如此而可,如此而不可,然后高帝择其利与可者而从之,盖亦未尝迟疑。

  天下既平,以爱故欲易太子,大臣叔孙通、周昌之徒力争之,不能得,用留侯计仅得之。
  盖读其书至此,未尝不太息以为高帝最易晓者,苟有以当其心,彼无所不从,盍亦告之以吕后太子从帝起于布衣以至于定天下,天下望以为君,虽不肖而大臣心欲之,如百岁后,谁肯北面事戚姬子乎?所谓爱之者,只以祸之。

  嗟夫!无有以奚齐、卓子之所以死为高帝言者欤?叔孙通之徒,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计,独有废嫡立庶之说,而欲持此以却之,此固高帝之所轻为也。
  人固有所不平,使如意为天子,惠帝为臣,绛灌之徒,圜视而起,如意安得而有之,孰与其全安而不失为王之利也?如意之为王,而不免于死,则亦高帝之过矣。
  不少抑远之,以泄吕后不平之气,而又厚封焉,其为计不已疏乎?或曰:吕后强悍,高帝恐其为变,故欲立赵王。
  此又不然。
  自高帝之时而言之,计吕后之年,当死于惠帝之手。
  吕后虽悍,亦不忍夺之其子以与侄。
  惠帝既死,而吕后始有邪谋,此出于无聊耳,而高帝安得逆知之!且夫事君者,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乐从吾说,而欲以势夺之,亦已危矣。

  如留侯之计,高帝顾戚姬悲歌而不忍,特以其势不得不从,是以犹欲区区为赵王计,使周昌相之,此其心犹未悟,以为一强项之周昌,足以抗吕氏而捍赵王,不知周昌激其怒,而速之死耳。
  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,无如高帝,然至此而惑,亦无有以告之者。
  悲夫!《魏武帝论》苏轼

  世之所谓智者,知天下之利害,而审乎计之得失,如斯而已矣。
  此其为智犹有所穷。
  唯见天下之利而为之,唯其害而不为,则是有时而穷焉,亦不能尽天下之利。
  古之所谓大智者,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,而权之以人。
  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,而卒以成大功者,此以其人权之,轻敌者败,重敌者无成功。
  何者?天下未尝有百全之利也,举事而待其百全,则必有所格,是故知吾之所以胜人,而人不知其所以胜我者,天下莫能敌之。

  昔者晋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宫之奇,齐鲍叔知鲁君必不能用施伯,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,此三者,皆危道也,而直犯之,彼不知用其所长,又不知出吾之所忌,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。
  自三代之亡,天下以诈力相并,其道术政教无以相过,而能者得之。
  当汉氏之衰,豪杰并起而图天下,二袁、董、吕,争为强暴,而孙权、刘备,又已区区于一隅,其用兵制胜,固不足以敌曹氏,然天下终于分裂,讫魏之世,而不能一。

  盖尝试论之。
  魏武长于料事,而不长于料人。
  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,有所轻为而至于败。
  刘备有盖世之才,而无应卒之机。
  方其新破刘璋,蜀人未附,一日而四五惊,斩之不能禁。
  释此时不取,而其后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终其身。
  孙权勇而有谋,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。
  魏武不用中原之长,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,一日一夜,行三百里以争利。
  犯此二败以攻孙权,是以丧师于赤壁,以成吴之强。

  且夫刘备可以急取,而不可以缓图。
  方其危疑之间,卷甲而趋之,虽兵法之所忌,可以得志。
  孙权者,可以计取,而不可以势破也,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,乘胜而取之。
  彼非不知其难,特欲侥幸于权之不敢抗也。
  此用之于新造之蜀,乃可以逞。

  故夫魏武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,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。
  此不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之过欤?嗟夫!事之利害,计之得失,天下之能者举知之,知之而不能权之以人,则亦纷纷焉或胜或负,争为雄强,而未见其能一也。

  《伊尹论》苏轼

  办天下之大事者,有天下之大节者也。
  立天下之大节者,狭天下者也。
  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,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,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。

  今夫匹夫匹妇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,使其果洁廉而忠信,则其智虑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。
  惟其所争者,止于箪食豆羹,而箪食豆羹足以动其心,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。
  箪食豆羹,非其道不取,则一乡之人,莫敢以不正犯之矣。

  一乡之人,莫敢以不正犯之,而不能办一乡之事者,未之有也。
  推此而上,其不取者愈大,则其所办者愈远矣。
  让天下与让箪食豆羹,无以异也。
  治天下与治一乡,亦无以异也。
  然而不能者,有所蔽也。
  天下之富,是箪食豆羹之积也。
  天下之大,是一乡之推也。
  非千金之子,不能运千金之资。
  贩夫贩妇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,非智不若,所居之卑也。

  孟子曰:“伊尹耕于有莘之野,非其道也,非其义也,虽禄之天下,弗受也。”
  夫天下不能动其心,是故其才全。
  以其全才而制天下,是故临大事而不乱。
  古之君子,必有高世之行,非苟求为异而已。
  卿相之位,千金之富,有所不屑,将以自广其心,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,以全其才,而欲有所为耳。
  后之君子,盖亦尝有其志矣,得失乱其中,而荣辱夺其外,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,亦足悲矣。
  孔子叙书至于舜、禹、皋陶相让之际,盖未尝不太息也。
  夫以朝廷之尊,而行匹夫之让,孔子安取哉?取其不汲汲于富贵,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。

  夫太甲之废,天下未尝有是,而伊尹始行之,天下不以为惊。
  以臣放君,天下不以为僣。
  既放而复立,太甲不以为专。
  何则?其素所不屑者,足以取信于天下也。
  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,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?后之君子,蹈常而习故,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,一为希阔之行,则天下群起而诮之。
  不知求其素,而以为古今之变时有所不可者,亦已过矣夫。

  《周公论》苏轼

  论周公者多异说,何也?周公居礼之变,而处圣人之不幸,宜乎说者之异也。

  凡周公之所为,亦不得已而已矣。
  若得已而不已,则周公安得而为之?成王幼不能为政,周公执其权,以王命赏罚天下,是周公不得已者,如此而已。

  今儒者曰:周公践天子之位,称王而朝诸侯。
  则是岂不可以已耶?《书》曰:“周公位冢宰,正百工。
  群叔流言。”
  又曰:“召公为保,周公为师,相成王,为左右。
  召公不说。”
  又曰:“周公曰”、“王若曰”,则是周公未尝践天子之位而称王也。
  周公称王,则成王宜何称?将亦称王耶?将不称耶?不称,则是废也。
  称王,则是二王也。
  而周公将何以安之?孔子曰:“必也正名乎”!儒者之患,患在于名实之不正。
  故亦有以文王为称王者,是以圣人为后世之僣君急于为王者也。
  天下虽乱,有王者在,而己自王,虽圣人不能以服天下。
  昔高帝击灭项籍,统一四海,诸侯大臣,相率而帝之,然且辞以不德。
  惟陈胜、吴广,乃嚣嚣乎急于自王。
  而谓文王亦为之耶?武王伐商,师渡孟津,会于牧野,其所以称先君之命命于诸侯者,盖犹曰文考而已。
  至于武成,既以柴望告天,百工奔走,受命于周,而后其称曰“我文考文王,克成厥勋。
  由此观之,则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,而况于文王之自王乎?《诗》曰:“虞芮质厥成,文王蹶厥生。”
  是亦追称而已矣。
  《史记》曰:“姬乎采芑,归乎田成子。”
  夫田常之时,安知其为成子而称之!故凡以文王、周公为称王者,皆过也。
  是资后世之篡君而为藉之也。

  陈贾问于孟子曰:“周公使管叔监商,管叔以商叛。
  知而使之,是不仁,不知是不智。”
  孟子曰:“周公,弟也,管叔,兄也。
  周公之过,不亦宜乎!”从孟子之说,则是周公未免于有过也。
  夫管、蔡之叛,非逆也,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。
  周公之诛,非疾之也,其势不得不诛也。
  故管、蔡非所谓大恶也。

  兄弟之亲,而非有大恶,则其道不得不封。
  管、蔡之封,武王之世也。
  武王之世,未知有周公、成王之事。
  苟无周公、成王之事,则管、蔡何从而叛?周公何从而诛之?故曰:周公居礼之变,而处圣人之不幸也。

  《管仲论》苏轼

  尝读《周官》、《司马法》,得军旅什伍之数。
  其后读管夷吾书,又得《管子》所以变周之制。
  盖王者之兵,出于不得已,而非以求胜敌也。
  故其为法,要以不可败而已。
  至于桓文,非决胜无以定霸,故其法在必胜。
  繁而曲者,所以为不可败也;简而直者,所以为必胜也。
  周之制,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。
  万之有二千,二千之有五百,其数奇而不齐,唯其奇而不齐,是以知其所以为繁且曲也。

  今夫天度三百六十,均之十二辰,辰得三十者,此其正也。
  五日四分之一者,此其奇也。
  使天度而无奇,则千载之日,虽妇人孺子,皆可以坐而计。
  唯其奇而不齐,是故巧历有所不能尽也。
  圣人知其然,故为之章、会、统、元以尽其数,以极其变。
  《司马法》曰:“五人为伍,五伍为两,万二千五百人而为队,二百五十,十取三焉而为奇,其余七以为正,四奇四正,而八阵生焉。”
  夫以万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阵之中,宜其有奇而不齐者,是以多为之曲折,以尽其数,以极其变。
  钩联蟠踞,各有条理。
  故三代之兴,治其兵农军赋,皆数十百年而后得志于天下。
  自周之亡,秦、汉阵法不复三代。
  其后诸葛孔明,独识其遗制,以为可用以取天下,然相持数岁,魏人不敢决战,而孔明亦卒无尺寸之功。
  岂八阵者,先王所以为不可败,而非以逐利争胜者耶!若夫管仲之制其兵,可谓截然而易晓矣。
  三分其国,以为三军。
  五人为轨,轨有长。
  十轨为里,里有司。
  四里为连,连有长。
  十连为乡,乡有乡良人。
  三乡一帅,万人而为一军。
  公将其一,高子、国子将其二。
  三军三万人。
  如贯绳,如画棋局,疏畅洞达,虽有智者无所施其巧。
  故其法令简一,而民有余力以致其死。

  昔者尝读《左氏春秋》,以为丘明最好兵法。
  盖三代之制,至于列国犹有存者,以区区之郑,而鱼丽鹅鹳之阵,见于其书。
  及至管仲相桓公,南伐楚,北伐孤竹,九合诸侯,威震天下,而其军垒阵法,不少概见者,何哉?盖管仲欲以岁月服天下,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,是以莫得而见其法也。
  其后吴、晋争长于黄池,王孙雒教夫差以三万人压晋垒而阵,百人为行,百行为阵,阵皆彻行,无有隐蔽,援桴而鼓之,勇怯尽应,三军皆哗,晋师大骇,卒以得志。

  由此观之,不简而直,不可以决胜。
  深惟后世不达繁简之宜,以取败亡。
  而三代什伍之数,与管子所以治齐之兵者,虽不可尽用;而其近于繁而曲者,以之固守,近于简而直者,以之决战,则庶乎其不可败,而有所必胜矣。

  《士燮论》苏轼

  料敌势强弱,而知师之胜负,此将帅之能也。
  不求一时之功,爱君以德,而全其宗嗣,此社稷之臣也。
  鄢陵之役,楚晨压晋师而陈。
  诸将请从之,范文子独不欲战,晋卒败楚,楚子伤目,子反殒命。
  范文子疑若懦而无谋者矣。
  然不及一年,三郤诛,厉公弑,胥童死,栾书、中行偃几不免于祸,晋国大乱。
  鄢陵之功,实使之然也。

  有非常之人,然后有非常之功。
  非常之功,圣人所甚惧也。
  夜光之珠,明月之璧,无因而至前,匹夫犹或按剑,而况非常之功乎!故圣人必自反曰:此天之所以厚于我乎,抑天之祸余也?故虽有大功,而不忘戒惧。
  中常之主,锐于立事,忽于天戒,日寻干戈而残民以逞,天欲全之,则必折其萌芽,挫其锋芒,使其知所悔。
  天欲亡之,以美利诱之以得志,使之有功以骄士,玩于寇雠,而侮其民人,至于亡国杀身而不悟者,天绝之也。
  呜呼,小民之家,一朝而获千金,非有大福,必有大咎。
  何则?彼之所获者,终日勤劳,不过数金耳。
  所得者微,故所用者狭。

  无故而得千金,岂不骄其志而丧其所守哉。
  由是言之,有天下者,得之艰难,则失之不易。
  得之既易,则失之亦然。
  汉高皇帝之得天下,亲冒矢石与秦、楚争,转战五年,未尝得志。
  既定天下,复有平城之围。
  故终其身不事远略,民亦不劳。

  继之文、景不言兵。
  唐太宗举晋阳之师,破窦建德,虏王世充,所过者下,易于破竹。
  然天下始定,外攘四夷,伐高昌,破突厥,终其身师旅不解,几至于乱者,以其亲见取天下之易也。

  故兵之胜负,不足以为国之强弱,而足以为治乱之兆。
  盖有战胜而亡,有败而兴者矣。
  会稽之栖,而勾践以霸。
  黄池之会,而夫差以亡。
  有以使之也夫。
  昔虢公败戎于桑田,晋卜偃知其必亡,曰:“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。”
  晋果灭虢。

  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谏。
  谏而不纳,而又有功,敢逃其死哉!使其不死,则厉公逞志,必先图于范氏,赵盾之事可见矣。
  赵盾虽免于死,而不免于恶名,则范文子之智,过于赵宣子也远矣。

  《孙武论上》苏轼

  古之善言兵者,无出于孙子矣。
  利害之相权,奇正之相生,战守攻围之法,盖以百数,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。
  然其所短者,智有余而未知其所以有智,此岂非其所大阙欤?夫兵无常形,而逆为之形,胜无常处,而多为之地。
  是以其说屡变而不同,纵横委曲,期于避害而就利,杂然举之,而听用者之自择也。
  是故不难于用,而难于择。
  择之为难者,何也?锐于西而忘于东,见其利而不见其所穷,得其一说,而不知其又有一说也。
  此岂非用智之难欤?夫智本非所以教人,以智而教人者,是君子之急于有功也。
  变诈汩其外,而无守于其中,则是五尺童子皆欲为之,使人勇而不自知,贪而不顾,以陷于难,则有之矣。
  深山大泽,有天地之宝,无意于宝者得之。
  操舟于河,舟之逆顺,与水之曲折,忘于水者见之。
  是故惟天下之至廉为能贪,惟天下之至静为能勇,惟天下之至信为能诈。
  何者?不役于利也。
  夫不役于利,则其见之也明。
  见之也明,则其发之也果。

  古之善用兵者,见其害而后见其利,见其败而后见其成。
  其心闲而无事,是以若此明也。
  不然,兵未交而先志于得,则将临事而惑,虽有大利,尚安得而见之!若夫圣人则不然。
  居天下于贪,而自居于廉,故天下之贪者,皆可得而用。

  居天下于勇,而自居于静,故天下之勇者,皆可得而役。
  居天下于诈,而自居于信,故天下之诈者,皆可得而使。
  天下之人欲有功于此,而即以此自居,则功不可得而成。
  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,则明者毕见;居阴以御阳,则阳者毕赴。
  夫然后孙子之智,可得而用也。

  《易》曰:“介于石,不终日。
  贞吉。”
  君子方其未发也,介然如石之坚,若将终身焉者;及其发也,不终日而作。
  故曰:不役于利,则其见之也明。
  见之也明,则其发之也果。
  今夫世俗之论则不然,曰:“兵者,诡道也。
  非贪无以取,非勇无以得,非诈无以成。
  廉静而信者,无用于兵者也。”
  嗟夫,世俗之说行,则天下纷纷乎如鸟兽之相搏,婴儿之相击,强者伤,弱者废,而天下之乱何从而已乎!《孙武论下》苏轼

  夫武,战国之将也,知为吴虑而已矣。
  是故以将用之则可,以君用之则不可。

  今其书十三篇,小至部曲营垒刍粮器械之间,而大不过于攻城拔国用间之际,盖亦尽于此矣。
  天子之兵,天下之势,武未及也。

  其书曰: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。”
  为君而言者,有此而已。
  窃以为天子之兵,莫大于御将。
  天下之势,莫大于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。
  夫天下之患,不在于寇贼,亦不在于敌国,患在于将帅之不力,而以寇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。
  是故将帅多,而敌国愈强,兵加,而寇贼愈坚。
  敌国愈强,而寇贼愈坚,则将帅之权愈重。
  将帅之权愈重,则爵赏不得不加。
  夫如此,则是盗贼为君之患,而将帅利之;敌国为君之仇,而将帅幸之。
  举百倍之势,而立毫芒之功,以藉其口,而邀利于其上,如此而天下不亡者,特有所待耳。

  昔唐之乱,始于明皇。
  自肃宗复两京,而不能乘胜并力尽取河北之盗。
  德宗收潞博,几定魏地,而不能斩田悦于孤穷之中。
  至于宪宗,天下略平矣,而其余孽之存者,终不能尽去。
  夫唐之所以屡兴而终莫之振者,何者?将帅之臣,养寇以自封也。
  故曰:天子之兵,莫大于御将。
  御将之术,开之以其所利,而授之以其所忌。
  如良医之用药,鸟喙蝮蝎,皆得自效于前,而不敢肆其毒。
  何者?授之以其所畏也。
  宪宗将讨刘辟,以为非高崇文则莫可用,而刘澭者崇文之所忌也,故告之曰:“辟之不克,将澭实汝代。”
  是以崇文决战,不旋踵擒刘辟,此天子御将之法也。

  夫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者,何也?天下不乐战,则不可与从事于危;好战,则不可与从事于安。
  昔秦人之法,使吏士自为战,战胜而利归于民,所得于敌者,即以有之。
  使民之所以养生送死者,非杀敌无由取也。
  故其民以好战并天下,而亦以亡。
  夫始皇虽已坠名城,杀豪杰,销锋镝,而民之好战之心,嚣然其未已也,是故不可与休息而至于亡。
  若夫王者之兵,要在于使之知爱其上而仇其敌,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驱之于战者,凡皆以为我也。
  是以乐其战而甘其死。
  至于其战也,务胜敌而不务得财。
  其赏也,发公室而行之于庙,使其利不在于杀人。
  是故其民不志于好战。
  夫然后可以作之于安居之中,而休之于争夺之际。
  可与安,可与危,而不可与乱。
  此天下之势也。

  《子思论》苏轼

  昔者夫子之文章,非有意于为文,是以未尝立论也。
  所可得而言者,唯其归于至当,斯以为圣人而已矣。

  夫子之道,可由而不可知,可言而不可议。
  此其不争为区区之论,以开是非之端,是以独得不废,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。
  夫子既没,诸子之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,其意皆存乎为文,汲汲乎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,是故皆喜立论。

  论立而争起。
  自孟子之后,至于荀卿、扬雄,皆务为相攻之说,其余不足数者纷纭于天下。

  嗟夫!夫子之道,不幸而有老聃、庄周、杨朱、墨翟、田骈、慎到、申不害、韩非之徒,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,天下方将惑之,而未知其所适从。
  奈何其弟子门人,又内自相攻而不决。
  千载之后,学者愈众,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,由此之故欤?昔三子之争,起于孟子。
  孟子曰:“人之性善。”
  是以荀子曰:“人之性恶。”
  而扬子又曰:“人之性,善恶混。”
  孟子既已据其善,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恶。

  人之性有善恶而已,二子既已据之,是以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。
  为论不求其精,而务以为异于人,则纷纷之说,未可以知其所止。

  且夫夫子未尝言性也,盖亦尝言之矣,而未有必然之论也。
  孟子之所谓性善者,皆出于其师子思之书。
  子思之书,皆圣人之微言笃论,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,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为言之名。
  举天下之大,而必之以性善之论,昭昭乎自以为的于天下,使天下之过者,莫不欲援弓射之。
  故夫二子之为异论者,皆孟子之过也。

  若夫子思之论则不然,曰:“夫妇之愚,可以与知焉。
  及其至也,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
  夫妇之不肖,可以能行焉。
  及其至也,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”
  圣人之道,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,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。
  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,是以天下无不可学。
  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,是以学者不知其所穷。
  夫如是,则恻隐足以为仁,而仁不止于恻隐。
  羞恶足以为义,而义不止于羞恶。
  此不亦孟子之所以为性善之论欤!子思论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,而孟子论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。
  此无以异者。
  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,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。

  故夫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。
  而子思之论,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。
  然后知子思之善为论也。

  《孟子论》苏轼

  昔者仲尼自卫反鲁,网罗三代之旧闻,盖经礼三百,曲礼三千,终年不能究其说。
  夫子谓子贡曰:“赐,尔以吾为多学而识之者欤?非也,予一以贯之。”
  天下苦其难而莫之能用也,不知夫子之有以贯之也。
  是故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法度礼乐刑政,与当世之贤人君子百氏之书,百工之技艺,九州之内,四海之外,九夷八蛮之事,荒忽诞谩而不可考者,杂然皆列乎胸中,而有卓然不可乱者,此固有以一之也。
  是以博学而不乱,深思而不惑,非天下之至精,其孰能与于此?盖尝求之于六经,至于《诗》与《春秋》之际,而后知圣人之道,始终本末,各有条理。
  夫王化之本,始于天下之易行。
  天下固知有父子也,父子不相贼,而足以为孝矣。
  天下固知有兄弟也,兄弟不相夺,而足以为悌矣。
  孝悌足而王道备,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,勤苦而难行者也。
  故《诗》之为教也,使人歌舞佚乐,无所不至,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。
  虽然,圣人固有所甚畏也。
  一失容者,礼之所由废也。
  一失言者,义之所由亡也。
  君臣之相攘,上下之相残,天下大乱,未尝不始于此道。
  是故《春秋》力争于毫厘之间,而深明乎疑似之际,截然其有所必不可为也。
  不观于《诗》,无以见王道之易。
  不观于《春秋》,无以知王政之难。

  自孔子没,诸子各以所闻著书,而皆不得其源流,故其言无有统要,若孟子,可谓深于《诗》而长于《春秋》者矣。
  其道始于至粗,而极于至精。
  充乎天地,放乎四海,而毫厘有所必计。
  至宽而不可犯,至密而可乐者,此其中必有所守,而后世或未之见也。

  且孟子尝有言矣:“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,而仁不可胜用也。
  人能充其无欲为穿窬之心,而义不可胜用也。
  士未可以言而言,是以言餂之也。
  可以言而不言。
  是以不言餂之也。
  是皆穿窬之类也。”
  唯其不为穿窬也,而义至于不可胜用。
  唯其未可以言而言、可以言而不言也,而其罪遂至于穿窬。
  故曰:其道始于至粗,而极于至精。
  充乎天地,放乎四海,而毫厘有所必计。
  呜呼,此其所以为孟子欤!后之观孟子者,无观之他,亦观诸此而已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