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苏轼集》第四十卷(论十二首)

  《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苏轼

  论曰: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际,何其爱民之深,忧民之切,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。
  有一善,従而赏之,又従而咏歌嗟叹之,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。
  有一不善,従而罚之,又従而哀矜惩创之,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。
  故其吁俞之声,欢休惨戚,见于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。
  成、康既没,穆王立,而周道始衰。
  然犹命其臣吕侯,而告之以祥刑。
  其言忧而不伤,威而不怒,慈爱而能断,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,故孔子犹有取焉。
  《传》曰:“赏疑従与,所以广恩也。
  罚疑従去,所以慎刑也。”
  当尧之时,皋陶为士,将杀人,皋陶曰“杀之三”,尧曰“宥之三”,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,而乐尧用刑之宽。
  四岳曰“鲧可用”,尧曰“不可,鲧方命圮族”,既而曰“试之”。
  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,而従四岳之用鲧也?然则圣人之意,盖亦可见矣。
  《书》曰:“罪疑惟轻,功疑惟重,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”
  呜呼,尽之矣。
  可以赏,可以无赏,赏之过乎仁。
  可以罚,可以无罚,罚之过乎义。
  过乎仁,不失为君子;过乎义,则流而入于忍人。
  故仁可过也,义不可过也。
  古者赏不以爵禄,刑不以刀锯。
  赏以爵禄,是赏之道,行于爵禄之所加,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。
  刑之以刀锯,是刑之威,施于刀锯之所及,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。
 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,而爵禄不足以劝也,知天下之恶不胜刑,而刀锯不足以裁也,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,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,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,故曰忠厚之至也。
  《诗》曰:“君子如祉,乱庶遄已。
  君子如怒,乱庶遄沮。”
  夫君子之已乱,岂有异术哉?时其喜怒,而无失乎仁而已矣。
  《春秋》之义,立法贵严,而责人贵宽。
  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,亦忠厚之至也。
  谨论。

  《御试重巽申命论》苏轼

  论曰:昔圣人之始画卦也,皆有以配乎物者也。
  巽之配于风者,以其发而有所动也。
  配于木者,以其仁且顺也。
  夫发而有所动者,不仁则不可以久,不顺则不可以行,故发而仁,动而顺,而巽之道备矣。
  圣人以为不重,则不可以变,故因而重之,使之动而能变,变而不穷,故曰“重巽以申命”。
  言天子之号令如此而后可也。

  天地之化育,有可以指而言者,有不可以求而得者。
  今夫日,皆知其所以为暖;雨,皆知其所以为润;雷霆,皆知其所以为震;雪霜,皆知其所以为杀。
  至於风,悠然布于天地之间,来不知其所自,去不知其所入,嘘而炎,吹而冷,大而鼓乎大山乔岳之上,细而入乎窍空蔀屋之下,发达万物,而天下不以为德,摧败草木,而天下不以为怒,故曰天地之化育,有不可求而得者。
  此圣人之所法,以令天下之术也。

  圣人在上,天下之民,各得其职。
  士者皆曰“吾学而仕”,农者皆曰“吾耕而食”,工者皆曰“吾作而用”,贾者皆曰“吾负而贩”,不知圣人之制命令以鼓舞、通变其道,而使之安乎此也。
  圣人之在上也,天下可由而不可知,可言而不可议,盖得乎巽之道也。
  易者,圣人之动,而卦者,动之时也。
  《蛊》之彖曰:“先甲三日,后甲三日。”
  而《巽》之九五亦曰:“先庚三日,后庚三日。”
  而说者谓甲庚皆所以申命,而先后者,慎之至也。
  圣人悯斯民之愚,而不忍使之遽陷于罪戾也,故先三日而令之,后三日而申之,不従而后诛,盖其用心之慎也。
  以至神之化令天下,使天下不测其端;以至详之法晓天下,使天下明知其所避。
  天下不测其端,而明知其所避,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议也。
  上令而下不议,下従而上不诛,顺之至也。
  故重巽之道,上下顺也。
  谨论。

  《学士院试孔子従先进论》苏轼

  论曰:君子之欲有为于天下,莫重乎其始进也。
  始进以正,犹且以不正继之,况以不正进者乎!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,有欲以其君霸者也,有欲强其国者也,是三者其志不同,故其术有浅深,而其成功有巨细。
  虽其终身之所为,不可逆知,而其大节必见于其始进之日。
  何者?其中素定也。
  未有进以强国而能霸者也,未有进以霸而能王者也。

  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也,其心固曰使吾君为尧舜之君,而吾民为尧舜之民也。
  以伊尹为以滋味说汤者,此战国之策士,以己度伊尹也,君子疾之。
  管仲见桓公于累囚之中,其所言者,固欲合诸侯攘夷狄也。
  管仲度桓公足以霸,度其身足以为霸者之佐,是故上无侈说,下无卑论。
  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。

  商鞅之见孝公也,三说而后合。
  甚矣,鞅之怀诈挟术以欺其君也。
  彼岂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?顾其刑名惨刻之学,恐孝公之不能従,是故设为高论以衒之。
  君既不能是矣,则举其国惟吾之所欲为。
  不然,岂其负帝王之略,而每见辄变以徇人乎?商鞅之不终于秦也,是其进之不正也。

  圣人则不然,其志愈大,故其道愈高,其道愈高,故其合愈难。
  圣人视天下之不治,如赤子之在水火也。
  其欲得君以行道,可谓急矣。
  然未尝以难合之故而少贬焉者,知其始于少贬,而其渐必至陵迟而大坏也。
  故曰:“先进于礼乐,野人也;后进于礼乐,君子也。
  如用之,则吾従先进。”

  孔子之世,其诸侯卿大夫,视先王之礼乐,犹方圆冰炭之不相入也。
  进而先之以礼乐,其不合必矣。
  是人也,以道言之则圣人,以世言之则野人也。
  若夫君子之急于有功者则不然,其未合也,先之以世俗之所好,而其既合也,则继以先王之礼乐。
  其心则然,然其进不正,未有能继以正者也。
  故孔子不従。
  而孟子亦曰:“枉尺直寻者,以利言也。
  如以利,则枉寻直尺而利,亦可为欤?”君子之得其君也,既度其君,又度其身。
  君能之而我不能,不敢进也;我能之而君不能,不可为也。
  不敢进而进,是易其君;不可为而为,是轻其身。
  是二人者,皆有罪焉。

  故君子之始进也,曰:“君苟用我矣,我且为是,君曰能之,则安受而不辞,君曰不能,天下其独无人乎!”至于人君亦然,将用是人也,则告之以己所欲为,要其能否而责成焉。
  其曰“姑用之而试观之者”,皆过也。
  后之君子,其进也无所不至,惟恐其不合也,曰:“我将权以济道。”
  既而道卒不行焉,则曰:“吾君不足以尽我也。”
  始不正其身,终以谤其君。
  是人也,自以为君子,而孟子所谓贼其君者也。
  谨论。

  《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》苏轼

  论曰:为《谷梁》者曰:“成天下之事业,定天下之邪正,莫善于《春秋》。”
  请因其说而极言之。
  夫《春秋》者,礼之见于事业者也。
  孔子论三代之盛,必归于礼之大成,而其衰,必本于礼之渐废。
  群臣、父子、上下,莫不由礼而定其位。
  至以为有礼则生,无礼则死。
  故孔子自少至老,未尝一日不学礼而不治其他。
  以之出入周旋,乱臣强君莫能加焉。
  知天下莫之能用也,退而治其纪纲条目,以遗后世之君子。
  则又以为不得亲见于行事,有其具而无其施设措置之方,于是因鲁史记为《春秋》,一断于礼。
  凡《春秋》之所褒者,礼之所与也,其所贬者,礼之所否也。
  《记》曰:“礼者,所以别嫌、明疑、定犹豫也。
  而《春秋》一取断焉。
  故凡天下之邪正,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,皆至于《春秋》而定。
  非定于《春秋》,定于礼也。
  故太史公曰:“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
  为人君父而不知《春秋》者,前有谗而不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
  为人臣子而不知《春秋》者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
  夫礼义之失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,其意皆以善为之,而不知其义,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”

  夫邪正之不同也,不啻若黑白。
  使天下凡为君子者皆如颜渊,凡为小人者皆如桀跖,虽微《春秋》,天下其孰疑之?天下之所疑者,邪正之间也。
  其情则邪,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。
  其情以为正,而不知其义以陷于邪者有之矣。
  此《春秋》之所以丁宁反覆于其间也。

  宋襄公,疑于仁者也。
  晋荀息,疑于忠者也。
  襄公不修德,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,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?独至于战,则曰“不禽二毛,不鼓不成列”。
  非有仁者之素,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,苟《春秋》不为正之,则世之为仁者,相率而为伪也。
  故其书曰:“冬十一月乙巳朔,宋公及楚人战于泓,宋师败绩。”
  《春秋》之书战,未有若此其详也。
  君子以为其败固宜,而无有隐讳不忍之辞焉。
  荀息之事君也,君存不能正其违,没又成其邪志而死焉。
  荀息而为忠,则凡忠于盗贼、死于私昵者皆忠也,而可乎?故其书曰:“及其大夫荀息。”
  不然,则荀息、孔父之徒也,而可名哉!谨论。

  《儒者可与守成论》苏轼

  圣人之于天下也,无意于取也。
  譬之江海,百谷赴焉;譬之麟凤,鸟兽萃焉。
  虽欲辞之,岂可得哉?禹治洪水,排万世之患,使沟壑之地,疏为桑麻,鱼鳖之民,化为衣冠。
  契为司徒,而五教行,弃为后稷,而蒸民粒,世济其德。
  至于汤武拯涂炭之民,而置之于仁寿之域,故天下相率而朝之。
  此三圣人者,盖推之而不可去,逃之而不能免者也。
  于是益修其政,明其教,因其民不易其俗。
  以是得之,以是守之,传数十世,而民不叛。
  岂有二道哉?

  周室既衰,诸侯并起力征争夺者,天下皆是也。
  德既无以相过,则智胜而已矣;智既无以相倾,则力夺而已矣。
  至秦之乱,则天下荡然,无复知有仁义矣。
  汉高帝以三尺剑,起布衣,五年而并天下。
  虽稍辅以仁义,然所用之人,常先于智勇,所行之策,常主于权谋。
  是以战必胜,攻必取。
  天下既平,思所以享其成功,而安于无事,以为子孙无穷之计,而武夫谋臣,举非其人,莫与为者。
  故陆贾讥之曰:“陛下以马上得之,岂可以马上治之!”叔孙通亦曰:“儒者难以进取,可与守成。”
  于是酌古今之宜与礼乐之中,取其简而易知,近而易行者,以为朝觐会同冠昏丧祭一代之法。
  虽足以传数百年,上下相安,然终不若三代圣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长也。

  夫武夫谋臣,譬之药石,可以伐病,而不可以养生。
  儒者譬之五谷,可以养生,而不可以伐病。
  宋襄公争诸侯,不禽二毛,不鼓不成列,以败于泓,身夷而国蹙。
  此以五谷伐病者也。
  秦始皇焚诗书,杀豪杰,东城临洮,北筑辽水,民不得休息,传之二世,宗庙芜灭。
  此以药石养生者也。
  善夫,贾生之论曰:“仁义不施,而攻守之势异也。”
  夫世俗不察,直以攻守为二道。
  故具论三代以来所以取守之术,使知文武禹汤之威德,亦儒者之极功。
  而陆贾、叔孙通之流,盖儒术之粗也。

  《物不可以苟合论》苏轼

  论曰:昔者圣人之将欲有为也,其始必先有所甚难,而其终也至于久远而不废。
  其成之也难,故其败之也不易。
  其得之也重,故其失之也不轻。
  其合之也迟,故其散之也不速。
  夫圣人之所为详于其始者,非为其始之不足以成,而忧其终之易败也。
  非为其始之不足以得,而忧其终之易失也。
  非为其始之不足以合,而忧其终之易散也。
  天下之事,如是足以成矣,如是足以得矣,如是足以合矣,而必曰未也,又従而节文之,绸缪委曲而为之表饰,是以至于今不废。
  及其后世,求速成之功,而倦于迟久,故其欲成也止于其足以成,欲得也止于其足以得,欲合也止于其足以合。
  而其甚者,又不能待其足。
  其始不详,其终将不胜弊。
  呜呼,此天下治乱、享国长短之所従出欤?圣人之始制为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朋友也,坐而治政,奔走而执事,此足以为君臣矣。
  圣人惧其相易而至于相陵也,于是为之车服采章以别之,朝觐位著以严之。
  名非不相闻也,而见必以赞。
  心非不相信也,而出入必以籍。
  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。
  杖屦以为安,饮食以为养,此足以为父子矣。
  圣人惧其相亵而至于相怨也,于是制为朝夕问省之礼,左右佩服之饰。
  族居之为欢,而异宫以为别。
  合食之为乐,而异膳以为尊。
  此所以久而不相亵也。
  生以居于室,死以葬于野,此足以为夫妇矣。
  圣人惧其相狎而至于相离也,于是先之以币帛,重之以媒妁。
  不告于庙,而终身以为妾。
  昼居于内,而君子问其疾。
  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。
  安居以为党,急难以相救,此足以为朋友矣。
  圣人惧其相渎而至于相侮也,于是戒其群居嬉游之乐,而严其射享饮食之节。
  足非不能行也,而待摈相之诏礼。
  口非不能言也,而待绍介之传命。
  此所以久而不相渎也。

  天下之祸,莫大于苟可以为而止。
  夫苟可以为而止,则君臣之相陵,父子之相怨,夫妇之相离,朋友之相侮久矣。
  圣人忧焉,是故多为之饰。
  《易》曰:“藉用白茅,无咎。
  苟错诸地而可矣,藉之用茅,何咎之有。”
  此古之圣人所以长有天下,而后世之所谓迂阔也。
  又曰:“嗑者,合也。
  物不可以苟合,故受之以贲。”
  尽矣。

  《王者不治夷狄论》苏轼

  论曰: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。
  譬若禽兽然,求其大治,必至于大乱。
  先王知其然,是故以不治治之。
  治之以不治者,乃所以深治之也。
  《春秋》书“公会戎于潜”。
  何休曰:“王者不治夷狄。
  录戎来者不拒,去者不追也。”
  夫天下之至严,而用法之至详者,莫过于《春秋》。

  凡《春秋》之书公、书侯,书字、书名,其君得为诸侯,其臣得为大夫者,举皆齐、晋也。
  不然,则齐、晋之与国也。
  其书州、书国、书氏、书人,其君不得为诸侯,其臣不得为大夫者,举皆秦、楚也。
  不然,则秦、楚之与国也。
  夫齐、晋之君所以治其国家拥卫天子而爱养百姓者,岂能尽如古法哉,盖亦出于诈力,而参之以仁义,是亦未能纯为中国也。
  秦、楚者,亦非独贪冒无耻肆行而不顾也,盖亦有秉道行义之君焉。
  是秦、楚亦未至于纯为夷狄也。
  齐、晋之君不能纯为中国,而《春秋》之所予者常向焉,有善则汲汲而书之,惟恐其不得闻于后世;有过则多方而开赦之,惟恐其不得为君子。
  秦、楚之君,未至于纯为夷狄,而《春秋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,有善则累而后进,有恶则略而不录,以为不足录也。
  是非独私于齐、晋,而偏疾于秦、楚也。
  以见中国之不可以一日背,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。
  其不纯者,足以寄其褒贬,则其纯者可知矣。
  故曰:天下之至严,而用法之至详者,莫如《春秋》。

  夫戎者,岂特如秦、楚之流入于戎狄而已哉!然而《春秋》书之曰“公会戎于潜”,公无所贬而戎为可会,是独何欤?夫戎之不能以会礼会公亦明矣,此学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说也。
  故曰:王者不治夷狄,录戎来者不拒,去者不追也。

  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诲怀服也,彼其不悍然执兵,以与我従事于边鄙,则已幸矣,又况乎知有所谓会者,而欲行之,是岂不足以深嘉其意乎?不然,将深责其礼,彼将有所不堪,而发其愤怒,则其祸大矣。
  仲尼深忧之,故因其来而书之以“会”,曰,若是足矣。
  是将以不治深治之也。
  由是观之,《春秋》之疾戎狄者,非疾纯戎狄者,疾夫以中国而流入于戎狄者也。
  谨论。

  《刘恺丁鸿孰贤论》苏轼

  论曰:君子之为善,非特以适己自便而已。
  其取于人也,必度其人之可以与我也。
  其予人也,必度其人之可以受于我也。
  我可以取之,而其人不可以与我,君子不取。
  我可以予之,而其人不可受,君子不予。
  既为己虑之,又为人谋之,取之必可予,予之必可受。
  若己为君子,而使人为小人,是亦去小人无几耳。

  东汉刘恺让其弟荆而诏听之。
  丁鸿亦以阳狂让其弟,而其友人鲍骏责之以义,鸿乃就封。
  其始,自以为义而行之,其终也,知其不义而复之。
  以其能复之,知其始之所行非诈也,此范氏之所以贤鸿而下恺也。
  其论称太伯、伯夷未始有其让也。
  故太伯称至德,伯夷称贤人。
  及后世徇其名而昧其致,于是诡激之行兴矣。
  若刘恺之徒让其弟,使弟受非服,而己受其名,不已过乎?丁鸿之心,主于忠爱,何其终悟而従义也。
  范氏之所贤者,固已得之矣,而其未尽者,请得毕其说。

  夫先王之制,立长所以明宗,明宗所以防乱,非有意私其长而沮其少也。
  天子与诸侯皆有太祖,其有天下、有一国,皆受之太祖,而非己之所得专有也。
  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与人,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国与人,天下之通义也。
  夫刘恺、丁鸿之国,不知二子所自致耶,将亦受之其先祖耶?受之其先祖,而传之于所不当立之人,虽其弟之亲,与涂人均耳。
  夫吴太伯、伯夷,非所以为法也,太伯将以成周之王业,而伯夷将以训天下之让,而为是诡时特异之行,皆非所以为法也。
  今刘恺举国而让其弟,非独使弟受非服之为过也,将以坏先王防乱之法,轻其先祖之国,而独为是非常之行,考之以礼,绳之以法,而恺之罪大矣。

  然汉世士大夫多以此为名者,安、顺、桓、灵之世,士皆反道矫情,以盗一时之名。
  盖其弊始于西汉之世。
  韦玄成以侯让其兄,而为世主所贤,天下高之,故渐以成俗。
  履常而蹈易者,世以为无能而摈之。
  则丁鸿之复于中道,尤可以深嘉而屡叹也。
  谨论。

  《礼义信足以成德论》苏轼

  论曰:有大人之事,有小人之事。
  愈大则身愈逸而责愈重,愈小则身愈劳而责愈轻。
  綦大而至天子,綦小而至农夫,各有其分,不可乱也。
  责重者不可以不逸,不逸,则无以任天下之重。
  责轻者不可以不劳,不劳,则无以逸夫责重者。
  二者譬如心之思虑于内,而手足之动作步趋于外也。
  是故不耕而食,不蚕而衣,君子不以为愧者,所职大也。
  自尧舜以来,未之有改。

  后世学衰而道弛,诸子之智,不足以见其大,而窃见其小者之一偏,以为有国者,皆当恶衣粝食,与农夫并耕而治,一人之身,而自为百工。
  盖孔子之时则有是说矣。
  夫樊迟亲受业于圣人,而犹惑于是说,是以区区焉欲学稼于孔子。
  孔子知是说之将蔓延于天下也,故极言其大,而深折其词。
  以为:“上好礼,则民莫敢不敬;上好义,则民莫敢不服;上好信,则民莫敢不用情。
  夫如是,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,安用稼?”而解者以为礼义与信足以成德。

  夫樊迟之所为汲汲于学稼者,何也?是非以谷食不足,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为忧乎?是非以人君独享其安荣而使民劳若独贤为忧乎?是非以人君不身亲之则空言不足劝课百姓为忧乎?是三忧者,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。

  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,使尊者习为尊,卑者安为卑,则夫民之慢上者,非所忧也。
  君子以义处天下之宜,使禄之一国者,不自以为多,抱关击柝者,不自以为寡,则夫民之劳苦独贤者,又非所忧也。
  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,使作于中者,必形于外,循其名者,必得其实,则夫空言不足以劝课者,又非所忧也。
  此三者足以成德矣。
  故曰三忧者,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。
  谨论。

  《形势不如德论》苏轼

  论曰:《传》有之: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。”
  此言形势之不如德也。
  而吴起亦云:“在德不在险。”
  太史公以为形势虽强,要以仁义为本。
  儒者之言兵,未尝不以藉其口矣。
  请拾其遗说而备论之。

  凡形势之说有二,有以人为形势者,三代之封诸侯是也。
  天子之所以系于天下者,至微且危也。
  欢然而合,合而不去,则为君臣,其善可得而赏,其恶可得而罚,其谷米可得而食,其功力可得而役使。
  当此之时,君臣之势甚固。
  及其一旦溃然而去,去而不返,则为寇仇。
  强者起而见攻,智者起而见谋,彷徨四顾,而不知其所恃。
  当是时,君臣之势甚危。
  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,而危之不可以忽也,故大封诸侯,错置亲贤,以示天下形势。
  刘颂所谓“善为国者,任势而不任人。
  郡县之察,小政理而大势危;诸侯为邦,近多违而远虑固”。
  此以人为形势者也。
  然周之衰也,诸侯肆行而莫之禁,自平王以下,其去亡无几也,是则德衰而人之形势不足以救也。

  以地为形势者,秦、汉之建都是也。
  秦之取天下,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。
  较之以富,搏之以力,而犹不服,又以诈囚其君,虏其将,然后仅得之。
  今之臣服而朝贡,皆昔之暴骨于原野之子孙也。
  则吾安得泰然而长有之!汉之取天下,虽不若秦之暴,然要皆不本于仁义也。
  当此之时,不大封诸侯,则无以答功臣之望,诸侯大而京师不安,则其势不得不以关中之固而临之,此虽尧、舜、汤、武,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于天下,荀卿所谓合其参者。
  此以地为形势者也。
  然及其衰也,皆以大臣专命,危自内起,而关中之形势,曾不及施,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势不能救也。

  夫三代、秦、汉之君,虑其后世而为之备患者,不可谓不至矣,然至其亡也,常出于其所不虑。
  此岂形势不如德之明效欤?《易》曰:“神而明之,存乎其人。”
  人存则德存,德存则无诸侯而安、无障塞而固矣。
  谨论。

  《礼以养人为本论》苏轼

  论曰:三代之衰,至于今且数千岁,豪杰有意之主,博学多识之臣,不可以胜数矣,然而礼废乐坠,则相与咨嗟发愤而卒于无成者,何也?是非其才之不逮,学之不至,过于论之太详,畏之太甚也?夫礼之初,始诸人情,因其所安者,而为之节文,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,举皆礼也,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。
  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,则亦未始无定论也。
  执其无定以为定论,则途之人皆可以为礼。

  今儒者之论则不然,以为礼者,圣人之所独尊,而天下之事最难成者也。
  牵于繁文,而拘于小说,有毫毛之差,则终身以为不可。
  论明堂者,惑于《考工》、《吕令》之说;议郊庙者,泥于郑氏、王肃之学。
  纷纷交错者,累岁而不决。
  或因而遂罢,未尝有一人果断而决行之。
  此皆论之太详而畏之太甚之过也。

  夫礼之大意,存乎明天下之分,严君臣、笃父子、形孝弟而显仁义也。
  今不幸去圣人远,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,固未害其为明天下之分也,所以严君臣、笃父子、形孝弟而显仁义者犹在也。
  今使礼废而不修,则君臣不严,父子不笃,孝弟不形,义不显,反不足重乎?

  昔者西汉之书,始于仲舒,而至于刘向,悼礼乐之不兴,故其言曰:“礼以养人为本。
  如有过差,是过而养人也。
  刑罚之过,或至杀伤。
  今吏议法,笔则笔,削则削,而至礼乐则不敢。
  是敢于杀人,而不敢于养人也。”
  而范晔以为“乐非夔、襄而新音代作,律谢皋、苏而法令亟易”。
  而至于礼,独何难欤?

  夫法者,末也。
  又加以惨毒繁难,而天下常以为急。
  礼者,本也。
  又加以和平简易,而天下常以为缓。
  如此而不治,则又従而尤之曰,是法未至也,则因而急之。
  甚矣,人之惑也。
  平居治气养生,宣故而纳新,其行之甚易,其过也无大患,然皆难之而不为。
  悍药毒石,以搏去其疾,则皆为之。
  此天下之公患也。
  呜呼,王者得斯说而通之,礼乐之兴,庶乎有日矣。
  谨论。

  《既醉备五福论》苏轼

  论曰:君子之所以大过人者,非以其智能知之,强能行之也。
  以其功兴而民劳,与之同劳,功成而民乐,与之同乐,如是而已矣。
  富贵安逸者,天下之所同好也,然而君子独享焉。
  享之而安,天下以为当然者,何也?天下知其所以富贵安逸者,凡以庇覆我也。
  贫贱劳苦者,天下之所同恶也,而小人独居焉。
  居之而安,天下以为当然者,何也?天下知其所以贫贱劳苦者,凡以生全我也。
  夫然,故独享天下之大利而不忧,使天下为己劳苦而不怍,耳听天下之备声,目视天下之备色,而民犹以为未也,相与祷祠而祈祝曰:使吾君长有吾国也。
  又相与咏歌而称颂之,被于金石,溢于竹帛,使其万世而不忘也。

  呜呼!彼君子者,独何修而得此于民哉?岂非始之以至诚,中之以不欲速,而终之以不懈欤?视民如视其身,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贤者,是谓至诚。
  至诚无近效,要在于自信而不惑,是谓不欲速。
  不欲速则能久,久则功成,功成则易懈,君子济之以恭,是谓不懈。
  行此三者,所以得之于民也。
  三代之盛,不能加毫末于此矣。

  《既醉》者,成王之诗也。
  其序曰:《既醉》,太平也,醉酒饱德,人有士君子之行焉。
  而说者以为是诗也,实具五福。
  其诗曰“君子万年”,寿也;“介尔景福”,富也;“室家之壸”,康宁也;“高明有融”,攸好德也;“高朗令终”,考终命也。
  凡言此者,非美其有是五福也,美其全享是福,兼有是乐,而天下安之,以为当然也。

  夫诗者,不可以言语求而得,必将深观其意焉。
  故其讥刺是人也,不言其所为之恶,而言其爵位之尊、车服之美而民疾之,以见其不堪也。
  “君子偕老,副笄六珈”、“赫赫师尹,民具尔瞻”是也。
  其颂美是人也,不言其所为之善,而言其冠佩之华、容貌之盛而民安之,以见其无愧也。
  “缁衣之宜兮,敝,予又改为兮”、“服其命服,朱芾斯皇”是也。
  故《既醉》者,非徒享是五福而已,必将有以致之。
  不然,民将盻盻焉疾视而不能平,又安能独乐乎?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,而独言民之闻其作乐见其田猎而欣欣者,此可谓知本矣。
  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