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栾城应诏集》第十一卷(苏辙·试论八首)

  《栾城应诏集》第十一卷(苏辙·试论八首)

  《王者不治夷狄论》苏辙

  儒者必慎其所习,习之不正,终身病之。
  《公羊》之书,好为异说而无统,多作新意以变惑天下之耳目,是以汉之诸儒治《公羊》者,比于他经,最为迂阔。
  至于何休,而其用意又甚于《公羊》,盖其势然也。
  《经》书:“公及戎盟于潜。”
  《公羊》犹未有说也,而休以为王者不治夷狄,录戎来者不拒,去者不追也。
  夫公之及戎盟于潜也,时有是事也。
  时有是事,而孔子不书可乎?故《春秋》之书,其体有二:有书以见褒贬者,有书以记当时之事,备史记之体,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贬予夺者。
  公之及戎盟于潜,是无褒贬予夺者也,而休欲必为之说,是以其说不得不妄也。
  且王者岂有不治夷狄者乎?王者不治夷狄,是欲苟安于无事者之说也。
  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,世之君子尝论之矣。
  有用武而征伐之者,高宗、文王之事是也;有修文而和亲之者,汉之文、景之事是也;有闭拒而不纳之者,光武之谢西域、绝匈奴之事是也。
  此三者皆所以与夷狄为治之大要也。
  今日来者必不可拒,则是光武之谢西域,以息中国之民者非乎?去者必不可追,则是高宗、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讨其不庭者皆非也。
  凡休之说,施之于中国强盛、夷狄暴横之时,则将养寇以遗子孙之忧;施之于中国新定休息自养之际,则为夷狄之所役,使以自劳敝而不得止。
  凡此二者,休之说无施而可也。
  盖愚闻之,圣人之于戎狄也,吾欲来之则来之,虽有欲去者,不可得而去也;吾欲去之则去之,虽有欲来者,亦不可得而来也。
  要以使吾中国不失于便,而置夷狄于不便之地,故其屈伸进退,莫不在我。
  而休欲其自来而自去也耶,此其尤不可者也。
  治休之学者曰《春秋》托始以治天下,当隐公之际,未暇远略,故先书晋灭夏阳,不书楚灭谷、邓。
  夫谷、邓之不书,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。
  如使圣人未欲与夷狄交通,则虽有欲至,尚可得而至哉?愚故曰《春秋》之书“公及戎盟于潜”,是记事之体,而无休之说也。

  
  《刘恺丁鸿孰贤论》苏辙

  天下之让三:有不若之让,有相援之让,有无故之让。
  让者,天下之大功大善也。
  然而至于无故之让,则圣人深疾而排之,以为此奸人之所以盗名于暗世者也。
  昔者公族穆子之让韩起,范宣子之让知伯,宣子、穆子中心诚有以愧于彼二人也,是不若之让也。
  舜之命禹也,让于皋陶,其命益也,让于朱虎、熊罴。
  夫皋陶之不能当禹之任,朱虎、熊罴之不能办益之事,亦已明矣。
  然犹让焉者,此所谓相援之让也。
  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让其所不及,则贤材在位,而贤不肖不争;皆能让以相援,则君子以类升,而小人不能间。
  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。
  然而至于无故之让,则天下之大不善也。
  东汉之衰,丁鸿、邓彪、刘恺此三人者,皆当袭父爵而以让其弟,非是先君之命,非有嫡庶之别,而徒让焉,以自高于世俗。
  世之君子従而讥之。
  然此三人者之中,犹有优劣焉。
  刘、邓让而不反,以遂其非。
  丁鸿让而不终,听其友人鲍骏之言而卒就国,此鸿之所以优于刘、邓也。
  且夫闻天下之有让,而欲窃取其名以自高其身,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,刘恺之心也。
  闻天下之让而窃慕之,而不知其不同,以陷于不义者,丁鸿之心也。
  推其心而定其罪,则恺在可戮,而鸿为可恕,此真伪之辨也,贤愚可以见矣。
  故范晔曰:“太伯、伯夷未始有其让也,故太伯称至德,伯夷称贤人,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,则诡激之行兴矣。”
  若夫邓彪、刘恺让其弟以取义,使弟受非服,而己受其名,不已过乎?夫君子之立言,非以苟显其理,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;立行,非以苟显其身,将以教天下之方动者。
  言行之所开塞可无慎乎?丁鸿之心主乎忠爱,何其终悟而従义也。
  异乎数子之徇名者也。
  嗟夫!世之邪僻之人,盗天下之大名,以冒天下之大利,自以为人莫吾察,而不知君子之论有以见之。
  故为国者不可以不贵君子之论也。

  
  《礼义信足以成德论》苏辙

  周衰,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废,而战攻侵伐之役交横于天下,民去其本而争事于末。
  当时之君子思救其弊,而求之太迫,导之无术。
  故樊迟请学为稼,又欲为圃,而孔子従而讥之曰:“小人哉,樊须也!上好礼,则民莫敢不肃;上好义,则民莫敢不服;上好信,则民莫敢不用情。
  夫如是,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,焉用稼!”释之曰:礼义与信足以成德,又安用稼哉?嗟夫!仁人之言,其始常若迂阔而不可行,然要其终,其取利多而卒以无弊者,终莫能易其说。
  盖孔子之于卫,常欲正名,而子路笑之矣。
  冉子之于鲁,常欲彻,而鲁君非之矣。
  何则?卫之乱,若非正名之所能安;而鲁之饥,若非彻之所能救。
  然而欲天下无饥与乱,则非此二者莫之能济。
  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于远,则取利多而民不知;欲图其事而图之于深,则事有渐而后无弊。
  今夫樊迟欲为农圃以富民,而孔子答之以礼义信也。
  天下疑之,而愚以为不然。
  若观于《孟子》而求其所以辨许行之说,则夫农圃之事,乃有可以礼义致而可以信取之道。
  何者?许子欲使君臣并耕,饔食而治,此岂非樊子所愿学者哉?而孟子答之以尧舜无所用心于耕稼。
  尧以不得舜为忧,舜以不得禹为忧。
  尧得舜,舜得禹,而礼义流行,忠信洋溢,则天下之民,将不劝之耕而自为耕,不督之圃而自为圃,而何致于身服农圃之劳,而忧农圃之忧哉?且夫欲劝天下之农而至于亲为之者,亦足以见其无术矣。
  古之圣人,其御天下也,礼行而民恭,则役使如意;义行而民服,则劳苦而不怨;信行而民用情,则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。
  三德既成,则民可使蹈白刃而无怨,而况农圃之功哉!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于远,则功可成;欲力其事而为之于近,则百弊起。
  今欲君子、小人而皆従事于农,则夫天下之民尚谁使治之哉?

  《形势不如德论》苏辙

  三代之时,法令宽简,所以堤防禁固其民而尊严其君者,举皆无有。
  而其所都之地,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,然而历岁数百长久而安存者何耶?秦之法令可谓峻矣,而其所都,又关中天府之固,古之所谓百二者也。
  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?太史公曰:“权势法制所以为治也,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。”
  然而二者犹未足恃也。
  故曰形势虽强,犹不如德也。
  天下之形势,愚尝论之矣。
  读《易》至于《坎》,喟然而叹曰:嗟夫!圣人之所以教人者,盖详矣夫。
  《坎》之为言,犹曰险也。
  天之所以为险者,以其不可升,而地之所以为险者,以其有山川丘陵。
  天地之险,愚闻之矣,而人之险,愚未之闻也。
  或曰王公设险,以守其国,此人之险,而高城深地之谓也。
  曰非也,高城深池,此无以异于地之险。
  而人之险,法制之谓也。
  天下之人,其初盖均是人也,而君至于为君之尊,而民至于为民之卑,君上日享其乐而臣下日安其劳,而不敢怨者,是法制之力也。
  然犹未也,可以御小害,而未可以御大害也。
  大盗起,则城池险阻不可以固而留,众叛亲离,则法制不可以执而守。
  是必有非形之形,非势之势,而后可也。
  故至《坎》之六四而曰:“樽酒簋贰,用缶,纳约自牖,终无咎。”
  夫六四处刚柔相接之时,而乃用一樽、二簋、土盎、瓦缶相与拳曲俯仰于户牖之下,而终获无咎,此岂非圣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强服,而为是优柔従容之德,以和其刚强难屈之心,而作其愧耻不忍之意故耶?嗟夫!秦人自负其强,欲以斩刖齐天下之民,而以山河为社稷之保障,不知英雄之士开而辟之,刑罚不能绳,险阻不能拒。
  故圣人必有以深结天下之心,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,则《坎》之六四是也。

  
  《礼以养人为本论》苏辙

  君子之为政,权其轻重,而审其小大,不以轻害重,不以小妨大。
  为天下之大善,而小有不合焉者,君子不顾也。
  立天下之大善,而以小有不合而止,则是天下无圣人,大善终不可得而建也。
  自周之亡,其父子君臣冠昏丧祭之礼,皆以沦废。
  至于汉兴,贤君名臣,比比而出,皆知礼之足以为治也,然皆拱手相视,而莫敢措。
  非以礼为不善也,以为不可复也,是亦自轻而已。
  故元、成之间,刘向上书,以为礼以养人为本。
  如有过差,是过而养人也。
  刑罚之过,或至于死伤,然有司请定法令,笔则笔,削则削,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也。
  然而为是者,则亦有故。
  律令起于后世,而礼出于圣人。
  敢变后世之刑,而不敢变先王之礼,是亦畏圣人太过之弊也。
  《记》曰:礼之所生,生于义也。
  故礼虽先王未之有,可以义起也。
  故因人之情,而为之节文,则亦何至于惮之而不敢邪?今夫冠礼,所以养人之始,而归之正也;昏礼,所以养人之亲,而尊其祖也;丧礼,所以养人之孝,而为之节也;祭礼,所以养人之终,而接之于无穷也;宾客之礼,所以养人之交,而慎其渎也;乡礼,所以养人之本,而教之以孝悌也。
  凡此数者,皆待礼而后可以生。
  今皆废而不立,是以天下之人,皇皇然无所折衷,求其所従而不得,则不能不出其私意,以自断其礼。
  私意既行,故天下之弊起。
  奢者,极其奢以伤其生;俭者,极其俭以不得其所欲。
  财用匮而饥寒作,饥寒作而盗贼起,盗贼起而民之所恃以为养者,皆失而不可得。
  虽日开仓廪发府库以赡百姓,民犹未可得而养也。
  故古之圣人,不用财,不施惠,立礼于天下,而匹夫匹妇,莫不自得于闾阎之中,而无所匮乏,此所谓知本者也。

  
  《既醉备五福论》苏辙

  善夫!诗人之为《诗》也。
  成王之时,天下已平,其君子优柔和易而无所怨怒,天下之民各乐其所。
  年谷时熟,父子兄弟相爱,而无暴戾不和之节,莫不相与作为酒醴,剥烹牛羊,以烹以祀,以相与宴乐而不厌。
  诗人欲歌其事,而以为未足以见其盛也,故又推而上之,至于朝廷之间,见其君臣相安而亲戚相爱。
  至于祭祀宗庙,既事而又与其诸父昆弟皆宴于寝旅,酬下至于无算爵,君臣释然而皆醉。
  故为作《既醉》之诗以歌之。
  而后之传《诗》者,又深思而极观之,以为一篇之中,而五福备焉。
  然愚观于《诗》、《书》,至《抑》与《酒诰》之篇,观其所以悲伤前世之失,及其所以深惩切戒于后者,莫不以饮酒无度、沈湎荒乱、号呶倨肆以败乱其德为首。
  故曰:“百祸之所由生,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,莫急于酒。”
  周公之戒康叔曰:“酒之失,妇人是用。
  二者合并,故五福不降,而六极尽至。”
  愚请以小民之家而明之。
  今夫养生之人,深自覆护拥闭,无战斗危亡之患,然而常至于不寿者何耶?是酒夺之也。
  力田之人,仓廪富矣,俄而至于饥寒者何耶?是酒困之也。
  服食之人,乳药饵石,无风雨暴露之苦,而常至于不宁者何耶?是酒病之也。
  修身之人,带钩蹈矩,不敢妄行,而常至于失德者何耶?是酒乱之也。
  四者既备,则虽欲考终天命,而其道无由也。
  然而曰五福备于《既醉》者何也?愚固言之矣。
  百姓相与欢乐于下,而后君臣乃相与偕醉于上。
  醉而愈恭,和而有礼。
  心和气平,无悖逆暴戾之气干于其间,而寿不可胜计也。
  用财有节,御己有度,而富不可胜用也。
  寿命长永,而又加之以富,则非安宁而何?既寿而富,且身安矣,而无所用其心,则非好德而何?富寿而安,且有德以不朽于后也,则非考终命而何?故世之君子,苟能观《既醉》之诗,以和平其心,而又观夫《抑》与《酒诰》之篇,以自戒也,则五福可以坐致,而六极可以远却。
  而孔子之说,所以分而别之者,又何足为君子陈于前哉!

  《史官助赏罚论》苏辙

  域中有三权:曰天,曰君,曰史官。
  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,而使之更相助。
  夫惟天之权而后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,而使贤者无夭横穷困之灾,不贤者无以享其富贵寿考之福。
  然而季次、原宪,古所谓贤人者也,伏于穷阎之下,布衣饘粥之不给。
  盗跖、庄蹻,横行于天下,食人之肝以为粮,而老死于牖下,不见兵革之祸。
  如此,则是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也。
  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,以助天为治。
  然而赏罚者,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!而赏罚之于一时,犹惧其不能用著暴见于万世之下,故君举而属之于其臣,而名之曰“史官”盖史官之权,与天与君之权均,大抵三者更相助,以无遗天下之是非。
  故荀悦曰:“每于岁尽,举之尚书,以助赏罚。”
  夫史官之兴,其来尚矣。
  其最著者,在周曰佚,在鲁曰克,在齐曰南氏,在晋曰董狐,在楚曰倚相。
  观其为人,以度其当时之所书,必有以助赏罚者。
  然而不获见其笔墨之所存,以不能尽其助治之意。
  独仲尼因鲁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载籍,以作为《春秋》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,虽其名为经,而其实史之尤大章明者也。
  故齐桓、晋文有功于王室,王赏之以侯伯之爵,征伐四国之权,而《春秋》又従而屡进之,此所以助乎赏之当于其功也。
  吴、楚、徐、越之僭,皆得罪于其君者也,而《春秋》又従而加之以斥绝摈弃不齿之辞,此所以助乎罚之当于其罪也。
  若夫当时赏罚之所不能及,则又为之明言其状,而使后世嗟叹痛惜之不已。
  呜呼!贤人君子之功烈与夫乱臣贼子罪恶之状,于此皆可以无忧其无闻焉。
  是故古者圣人重史官。
  当汉之时,号曰太史令,而其权在丞相之上,郡国计吏,上计于太史,而后以其副上于丞相、御史。
  夫惟知其权之可以助赏罚也,故従而尊显之。
  然则后之史官,其可以忽哉!

  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苏辙

  古之君子立于天下,非有求胜于斯民也。
  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,而唯恐民之入于其中以不能自出也;为赏以待天下之贤才,而唯恐天下之无贤而其赏之无以加之也。
  盖以君子先天下,而后有不得已焉。
  夫不得已者,非吾君子之所志也,民自为而召之也。
  故罪疑者従轻,功疑者従重,皆顺天下之所欲従。
  且夫以君临民,其强弱之势、上下之分,非待夫与之争寻常之是非而后能胜之矣。
  故宁委之于利,使之取其优,而吾无求胜焉。
  夫惟天下之罪恶暴著而不可掩,别白而不可解,不得已而用其刑。
  朝廷之无功,乡党之无义,不得已而爱其赏。
  如此,然后知吾之用刑,而非吾之好杀人也;知吾之不赏,而非吾之不欲富贵人也。
  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纳之于刑,其迹可以引而置之于无罪;其功与之而至于可赏,排之而至于不可赏。
  若是二者而不以与民,则天下将有以议我矣。
  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与不可赏也,则吾犹可以自解。
  使天下而知其可以无刑、可以有赏之说,则将以我为忍人,而爱夫爵禄也。
  圣人不然,以为天下之人,不幸而有罪,可以刑,可以无刑,刑之,而伤于仁;幸而有功,可以赏,可以无赏,无赏,而害于信。
  与其不屈吾法,孰若使民全其肌肤、保其首领,而无憾于其上;与其名器之不僭,孰若使民乐得为善之利而无望望不足之意。
  呜呼!知其有可以与之之道而不与,是亦志于残民而已矣。
  且彼君子之与之也,岂徒曰与之而已也,与之而遂因以劝之焉耳。
  故舍有罪而従无罪者,是以耻劝之也;去轻赏而就重赏者,是以义劝之也,盖欲其思而得之也。
  故夫尧舜、三代之盛,舍此而忠厚之化亦无以见于民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