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时期的经学发展

　　清朝经学

　　清代初期受到明朝灭亡的影响，士人开始思考王阳明路线的弊病，另一方面因为清朝皇帝实施文字狱、编纂《四库全书》、《明史》等思想控制手段，经学中较不介入政治的的实学与考据路线，遂特别发达，尤其重视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学、声韵学、训诂学等方式来研究经书，甚至进一步考证某些经书的真伪、划分学术流派，可以说，清代初期的经学思想是被明朝遗老们如黄宗羲、顾炎武等人所影响主导的。清末基于时代需求，主张激进改革的公羊家大盛，其中又以常州学派的康有为、梁启超等最为有力活跃的人物。

　　皮锡瑞在《经学历史》中曾说明清代经学“凡三变”，清初，以宋学为主；乾隆以后，许郑之学大明，是为专门汉学。嘉道以后，“汉十四博士今文说，自魏、晋沦亡千余年，至今日而复明。实能述伏（生）、董（仲舒）之遗文，寻武（汉武帝）、宣（汉宣帝）之绝轨。是为西汉今文之学。

　　学愈进而愈古，义愈推而愈高；屡迁而返其初，一变而至于道。”又说：“乾嘉以后，阳湖庄氏乃讲今文之学，孔广森治《公羊春秋》，孙星衍于《尚书》兼治今、古文，陈乔枞治《今文尚书》、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，魏源作《书古微》、《诗古微》、《公羊古微》，凌曙作《公羊礼证》、《春秋繁露注》，陈立作《公羊义疏》，王馆长(按，指时任湖南师范馆馆长的王先谦)作《三家诗义疏》，已成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邶风》，锡瑞作《今文尚书考证》、《尚书大传疏证》。”

　　两广总督阮元辑《皇清经解》，收七十三家，记书一百八十八种，凡一千四百卷。此书是汇集儒家经学经解之大成，是对乾嘉学术的一次全面总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