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学的主要内容

　　经学研究的工作，主要就是注疏经书。所谓“注”，就是对经书文字的意义、意义等加以解释，但有些注因为太简要或年代久远，因此后人为注再作解释，称作“疏”。除了注疏之外，其他如“解”、“考证”、“集解”、“正义”等等，名虽不同，但作法大多类似，都是对于经书的一字一句详加研究，希望能了解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。

　　经书的内容难以理解充满争议，但却又是包括解释宇宙秩序、政治、道德规范、甚至日常生活等等一切的准则以及正当性来源，所以研究经书便成为汉代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活动。加上汉武帝对于经学的奖励推行，使通晓经书的人获得礼遇，使投入经学研究的人更多。在东汉时因此有“遗子金满盈，不如教子一经”的说法。

　　《汉书‧艺文志》中，五经与儒家著作仍分列在两个类别，六朝时，逐渐产生从七部图书到四部的过渡，到了《隋书‧经籍志》，正式把当时的学术按“群经、史学、诸子、文集”区分为四种，即以经学为首，这种分类方式，一直到清代仍为人所接受。

　　但是以历史观点来看，经学的研究是透过不可更动的文本，来阐发可以更动的注释，注释活动等同于士人思想的发表与阐述，考虑到经典的神圣性，便可发现政治层面的经学活动是十分复杂的。

　　历代政府取得“法统”之后，均希望能取得经学研究者，也就是知识份子的认同与支持，即为“圣统”，与由家法、师法观念衍生、象征经典诠释主导权威的“道统”不同，圣统的取得象征著一个政府除了在武力上取得统治权之外、同时也在社会文化、价值认同上取得合法性。

　　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朝，以异族的地位，要突破“华夷”的春秋思想并不容易，他们以政治力积极运作，或杀戮（如文字狱）、或笼络（如开科取士、奖励学术）、或诠释（如编纂《四库全书》、《明史》、《大义觉迷录》）、或禁焚，以取得圣统的承认。士人要施展政治抱负，一方面要取得法统上政治力的支持，另一方面也要寻求道统上的立论依据，因此往往透过对神圣经典的诠释活动，来影响执政者的施政思考，在“士人与国君互相影响”的前提下，经学成为重要的政治互动媒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