物是人非事事休 ,欲语泪先流。全诗赏析

出自:宋代诗人李清照《武陵春·春晚》

原文如下:

  风住尘香花已尽,日晚倦梳头。

  物是人非事事休 ,欲语泪先流。

  闻说双溪春尚好,也拟泛轻舟。

  只恐双溪舴艋舟 ,载不动许多愁。

赏析

  这首词是宋高宗绍兴五年(1135)作者避难浙江金华时所作。当年她是五十三岁。那时,她已处于国破家亡之中,亲爱的丈夫死了,珍藏的文物大半散失了,自己也流离异乡,无依无靠,所以词情极其悲苦。

  首句写当前所见,本是风狂花尽,一片凄清,但却避免了从正面描写风之狂暴、花之狼藉,而只用“风住尘香”四字来表明这一场小小灾难的后果,则狂风摧花,落红满地,均在其中,出笔极为蕴藉。而且在风没有停息之时,花片纷飞,落红如雨,虽极不堪,尚有残花可见;风住之后,花已沾泥,人践马踏,化为尘土,所余痕迹,但有尘香,则春光竟一扫而空,更无所有,就更为不堪了。所以,“风住尘香”四字,不但含蓄,而且由于含蓄,反而扩大了容量,使人从中体会到更为丰富的感情。次句写由于所见如彼,故所为如此。日色已高,头犹未梳,虽与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中“起来慵自梳头”语意全同,但那是生离之愁,这是死别之恨,深浅自别。

  三、四两句,由含蓄而转为纵笔直写,点明一切悲苦,由来都是“物是人非”。而这种“物是人非”,又决不是偶然的、个别的、轻微的变化,而是一种极为广泛的、剧烈的、带有根本性的、重大的变化,无穷的事情、无尽的痛苦,都在其中,故以“事事休”概括。这,真是“一部十七史,从何说起”?所以正要想说,眼泪已经直流了。

  前两句,含蓄;后两句,真率。含蓄,是由于此情无处可诉;真率,则由于虽明知无处可诉,而仍然不得不诉。故似若相反,而实则相成。

  上片既极言眼前景色之不堪、心情之凄楚,所以下片便宕开,从远处谈起。这位女词人是最喜爱游山玩水的。据周辉《清波杂志》所载,她在南京的时候,“每值天大雪,即顶笠、披蓑,循城远览以寻诗”。冬天都如此,春天就可想而知了。她既然有游览的爱好,又有需要借游览以排遣的凄楚心情,而双溪则是金华的风景区,因此自然而然有泛舟双溪的想法,这也就是《念奴娇》中所说的“多少游春意”。但事实上,她的痛苦是太大了,哀愁是太深了,岂是泛舟一游所能消释?所以在未游之前,就又已经预料到愁重舟轻,不能承载了。设想既极新颖,而又真切。下片共四句,前两句开,一转;后两句合,又一转;而以“闻说”、“也拟”、“只恐”六个虚字转折传神。双溪春好,只不过是“闻说”;泛舟出游,也只不过是“也拟”,下面又忽出“只恐”,抹杀了上面的“也拟”。听说了,也动念了,结果呢,还是一个人坐在家里发愁罢了。

  王士稹《花草蒙拾》云:“‘载不动许多愁’与‘载取暮愁归去’、‘只载一船离恨向两州’,正可互观。‘双桨别离船,驾起一天烦恼’,不免径露矣。”这一评论告诉我们,文思新颖,也要有个限度。正确的东西,跨越一步,就变成错误的了;美的东西,跨越一步,就变成丑的了。象“双桨”两句,又是“别离船”,又是“一天烦恼”,惟恐说得不清楚,矫揉造作,很不自然,因此反而难于被人接受。所以《文心雕龙·定势篇》说:“密会者以意新得巧,苟异者以失体成怪。”“巧”之与“怪”,相差也不过是一步而已。

  李后主《虞美人》云:“问君能有几多愁?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只是以愁之多比水之多而已。秦观《江城子》云:“便做春江都是泪,流不尽许多愁。”则愁已经物质化,变为可以放在江中,随水流尽的东西了。李清照等又进一步把它搬上了船,于是愁竟有了重量,不但可随水而流,并且可以用船来载。董解元《西厢记诸宫调》中的《仙吕·点绛唇缠令·尾》云:“休问离愁轻重,向个马儿上驮也驮不动。”则把愁从船上卸下,驮在马背上。王实甫《西厢记》杂剧《正宫·端正好·收尾》云:“遍人间烦恼填胸臆,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。”又把愁从马背上卸下,装在车子上。从这些小例子也可以看出文艺必须有所继承,同时必须有所发展的基本道理来。

  这首词的整个布局也有值得注意之处。欧阳修《采桑子》云:“群芳过后西湖好,狼藉残红,飞絮蒙蒙,垂柳栏干尽日风。笙歌散尽游人去,始觉春空,垂下帘栊,双燕归来细雨中。”周邦彦《望江南》云:“游妓散,独自绕回堤。芳草怀烟迷水曲,密云衔雨暗城西,九陌未沾泥。桃李下,春晚未成蹊。墙外见花寻路转,柳阴行马过莺啼,无处不凄凄。”作法相同,可以类比。谭献《复堂词话》批欧词首句说:“扫处即生。”这就是这三首词在布局上的共有特点。扫即扫除之扫,生即发生之生。从这三首的第一句看,都是在说以前一阶段情景的结束,欧、李两词是说春光已尽,周词是说佳人已散。在未尽、未散之时,芳菲满眼,花艳掠目,当然有许多动人的情景可写,可是在已尽、已散之后,还有什么可写的呢?这样开头,岂不是把可以写的东西都扫除了吗?及至读下去,才知道下面又发生了另外一番情景。欧词则写暮春时节的闲淡愁怀,周词则写独步回堤直至归去的凄凉意绪,李词则写由风住尘香而触发的物是人非的深沉痛苦。而这些,才是作家所要表现的,也是最动人的部分,所以叫做“扫处即生”。这好比我们去看一个多幕剧,到得晚了一点,走进剧场时,一幕很热闹的戏刚刚看了一点,就拉幕了,却不知道下面一幕内容如何,等到再看下去,才发现原来自己还是赶上了全剧中最精采的高潮部分。任何作品所能反映的社会人生都只能是某些侧面。抒情诗因为受着篇幅的限制,尤其如此。这种写法,能够把省略了的部分当作背景,以反衬正文,从而出人意外地加强了正文的感染力量,所以是可取的。

  此词写于作者晚年避难金华期间,时在绍兴四年(1134)金与伪齐合兵南犯以后。其时,丈夫既已病故,家藏的金石文物也散失殆尽,作者孑然一身,在连天烽火中飘泊流寓,历尽世路崎岖和人生坎坷,因而词情极为悲苦。

  上片极言眼前景物之不堪,心情之凄苦。

  下片进一步表现悲愁之深重。

  全词充满“物是人非事事休”的痛苦。表现了她的故国之思。构思新颖,想象丰富。通过暮春景物勾出内心活动,以舴艋舟载不动愁的艺术形象来表达悲愁之多。写得新颖奇巧,深沉哀婉,遂为绝唱。

  清吴衡照《莲子居词话》卷二评曰:“悲深婉笃,犹令人感伉俪之重。” 所论甚切。

  首句用笔极为细腻:其意不过是说风吹花落,却不从正面着笔,而落墨于“风住”、“花已尽”的结局。尘土因花落而香,说明落花遍地,而这又反照 出风之狂暴。一句中有三层曲折,确是匠心独动。次句写日色已高,而犹“倦”于梳头,从侧面揭示情怀之苦、心绪之乱,笔法略同于其早期词作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中的“起来慵自梳头”,但一为生离之愁,一为死别之恨,巨细深浅均有所不同,作者在遣辞上易“慵”为“倦”,正显示了二者之间的差别。

  三、四两句是漱玉词中并不多见的直抒胸臆之笔。之所以一改含蓄风格,当是因为汹涌澎湃的情潮已漫出心堤,无法遏制,只好任其自由宣泄。“物是人非事事休”,说明她生活中原有的美好东西已尽皆丧失,无一留存,虽是放笔直书,却具有高度的概括力。过片后“闻说”二句宕开一笔,写自已有意泛舟双溪,观赏春光,精神似稍振起。但“只恐”二句复又折回,跌衬出更趋深重的愁情。

  “愁”本无形,难以触摸,而今船载不动,则其重可知、其形可想。这是其构思新颖处。此外,下片中“闻说”、“也拟”、“只恐”六字前后勾连,也是揭示作者内心活动的传神笔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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