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信-出自《集外集》

  通信〔1〕

  霉江先生:

  如果“叛徒”们造成战线而能遇到敌人,中国的情形早已不至于如此,因为现在所遇见的并无敌人,只有暗箭罢了。

  所以想有战线,必须先有敌人,这事情恐怕还辽远得很,若现在,则正如来信所说,大概连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。

  我对于《语丝》的责任,只有投稿,所以关于刊载的事,不知其详。至于江先生的文章〔2〕,我得到来信后,才看了一点。

  我的意见,以为先生太认真了,大约连作者自己也未必以为他那些话有这么被人看得值得讨论。

  先生大概年纪还青,所以竟这样愤慨,而且推爱及我,代我发愁,我实在不胜感谢。这事其实是不难的,只要打听大学教授陈源(即西滢)先生,也许能够知道章士钊〔3〕是否又要“私禀执政”,因为陈教授那里似乎常有“流言”飞扬。但是,这不是我的事。

  鲁迅。九月一日。

  备考:来信
  鲁迅先生:

  从近来《现代评论》之主张单独对英以媚亲日派的政府,侮辱学界之驱章为“打学潮糊涂账”以媚教育当局,骂“副刊至少有产生出来以备淘汰的价值”以侮辱“青年叛徒”及其领导者,藉达其下流的政客式的学者的拍卖人格的阴谋等等方面看来,我们深觉得其他有良心的学者和有人格的青年太少,太没有责任心,太怯懦了!

  从牠的消售数目在各种周刊之上看(虽然有许多是送看的),从牠的页数增加上看,我们可以知道卑污恶浊的社会里的读者最欢迎这类学术界中的《红》,《半月》或《礼拜六》。自从《新青年》停刊以后,思想界中再没有得力的"缰南拭鞯某宸娑恿恕H缃瘛*新青年的老同志有的投降了,有的退伍了,而新的还没练好”,而且“势力太散漫了。”我今天上午着手草《联合战线》一文,致猛进社,语丝社,莽原社同人及全国的叛徒们的,目的是将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联合起来,印行一种刊物,注全力进攻我们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:一系反动派的章士钊的《甲寅》,一系与反动派朋比为好的《现代评论》。我正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,N君拿着一份新出来的《语丝》,指给我看这位充满“阿Q精神”兼“推敲大教育家”江绍原的“小杂种”,里面说道,“至于民报副刊,有人说是共产党办的。”江君翻打自己的嘴巴,乱生“小杂种”,一被谑于米先生(见京报副刊),再见斥于作《阿Q的一点精神》(见民报副刊)的辛人,老羞成怒,竟迁怒到民副记者的身上去了。最巧妙的是江君偏在不入大人老爷之×(原刊不清)的语丝上诡谲地加上“有人说”三个字。N君××(原刊不清)“大约这位推敲大家在共出十五期的民副上,曾推出一句共产的宣来同而睡,(原刊如此)时对于这位归国几满三年,从未作过一句宣传的文章,从未加入任何政党,从未卷入任何风潮,从未作任何活动的民副记者——一个颓废派诗人梭罗古勃的爱慕者,也终不能查出共产党的证据,所以只能加上‘有人说’三字,一方面可以摆脱责任,一方面又可造谣。

  而拈阄还凑巧正拈到投在语丝上……”我于是立刻将我的《联合战线》一文撕得粉碎;我万没想到这《现代评论》上的好文章,竟会在《语丝》上刊出来。实在,在这个世界上谁是谁的伙伴或仇敌呢?我们永远感受着胡乱握手与胡乱刺杀的悲哀。

  我看你们时登民副记者的文章,那末,你不是窝藏共产党的(即使你不是共产党)么?至少“有人说”你是的。章士钊褫你的职还不足以泄其愤吧,谨防着他或者又会“私禀执政”把你当乱党办的。一笑。

  下一段是N君仿江绍原的“小杂种”体编的,我写

  的——
  “……胡适之怎样?……想起来了,那位博士近来盛传被‘皇上’‘德化’了,招牌怕不香吧。

  “陈西滢怎样?……听说近来被人指为‘英日帝国主义者和某军阀的走狗章士钊’的‘党徒’……

  “至于江绍原,有人说他是一般人所指为学者人格拍卖公司现代评论社的第O支部总经理。……”本函倘可给莽原补白,尚祈教正,是荷。

  霉江谨上。

  【注解】

  〔1〕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《莽原》周刊第二十期。

  〔2〕 江先生 即江绍原,安徽旌德人,当时北京大学讲师。他在《语丝》周刊第四十二期(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)发表《仿近人体骂章川岛》一文,其中多用反话,如说“至于《民报》副刊,有人说是共产党办的”等,霉江误以为是正面的诬蔑,表示愤慨。

  〔3〕 章士钊(1881—1973) 字行严,湖南长沙人,当时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。他在所办的《甲寅》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,常有“密呈执政”和“密言于执政”一类话。

  通信〔1〕

  未名先生:

  多谢你的来信,使我们知道,知道我们的《莽原》原来是“谈社会主义”的。

  这也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,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。一个已经足够了,何况是聚起来成了“会”。他们的根据,就在“教授”,这是明明白白的。我想他们的话在“会”里也一定不会错。为什么呢?就因为他们是教授。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,常是这样:“赵太爷说对的,还会错么?他田地就有二百亩!”

  至于《莽原》,说起来实在惭愧,正如武昌的C先生来信所说,不过“是些废话和大部分的文艺作品”。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,口吐白沫,只是没有研究过,所以也没有谈,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。“为什么要办刊物?一定是要宣传什么主义。为什么要宣传主义?一定是在得某国的钱”这一类的教授逻辑,在我们的心里还没有。所以请你尽可放心看去,总不至于因此会使教授化为白痴,富翁变成乞丐的。——但保险单我可也不写。

  你的名字用得不错,在现在的中国,这种“加害”的确要防的。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因为投稿用了真名,已经被教授老爷谋害了〔2〕。《现代评论》上有人发议论〔3〕道,“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,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?”你看他多么“心上有杞天之虑”〔4〕?

  鲁迅。六,九。

  顺便答复C先生:来信已到,也就将上面那些话作为回答罢。

  备考:来信
  鲁迅先生:

 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,虽说不到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切尽有,大概也有一二种;而办学者虽说不到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,总算得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。

  有一天,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订购《莽原》,主任把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——或者是评议会,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,说《莽原》是谈社会主义的,不能订。然而主任敌不过那同学的要求,终究订了。

  我自从听到《莽原》是谈社会主义的以后,便细心的从第一期起,重行翻阅一回,始终一点儿证据也找不着。不知他们所说的根据在何处?——恐怕他们的见解独到罢。这是要问你的一点。

  因为我喜欢看《莽原》,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,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,自然是要起恐慌的。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,像洪水猛兽的一般,——在他们看起来。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,就像从前“有图画的本子,就要被塾师,就是当时的‘引导青年的前辈’禁止,呵斥,甚而至于打手心”一样。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《莽原》,而要我去读“人之初性本善”,至于呵斥,打手心,所以害怕得要死。这也是要问你的一点,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。

  有此两点,所以要问你,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,比较的真确——不是放屁,所以要问你,要问你《莽原》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。

  六,一,未名于武昌。

  我并不是姓未名名,也不是名未名,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,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。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,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,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,所以不写出来。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,就名之曰未名。

  【注解】

  〔1〕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《莽原》半月刊第十二期。

  〔2〕 关于学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,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《京报副刊》发表《可怕与可杀》一文,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“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”。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,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,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。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。

  〔3〕 指牛荣声的《开倒车》一文,见《现代评论》第七十八期(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),其中说:“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‘开倒车’,照他们的主张,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,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,方不是‘开倒车’。不过大家要细想: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,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。”

  〔4〕 “心上有杞天之虑” 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“杞人忧天”而成的不通的文句。见她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《晨报》的《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