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的正面评价
鲁迅的雕像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，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，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。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，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，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、最勇敢、最坚决、最忠实、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。鲁迅的方向，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鲁迅在中国的价值，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。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，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。
在鲁迅逝世后，他的侄女在《我的伯父鲁迅先生》一文中以一个晚辈的角度发表了自己对于伯父鲁迅的回忆。深刻的体现出了鲁迅先生爱人民胜过爱自己，痛恨当时的反动派统治的黑暗社会。并且从伯父帮助车夫、关心女仆、教育侄女好好读书等几个片段表达出了人们对鲁迅先生的回忆、追悼，更能隐约体现出伯父鲁迅先生怎样在“黑暗”的社会中与反动派作斗争，即使“碰壁”也决不放弃。
鲁迅精神：（1）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；（2）鲁迅韧的战斗精神；（3）鲁迅博采众长，勇于创新的精神；（4）坚定的人民大众的立场；（5）清醒的现实主义；（6）思想和人格的独立；（7）彻底的反思与批判精神；（8）“韧”的战斗精神。
鲁迅1930年照于上海在中国，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。大多数人承认他是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。
大多数人认为他文笔犀利、思想深刻，是“新文学”的奠基人。他的小说使用富有创造力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、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阐释，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；散文诗集《野草》被认为是当时少有的展现出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；其杂文，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，在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。这一政治立场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，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复杂的地方之一。
叶公超写《关于非战士的鲁迅》—文，发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《益世报》增刊上说：“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，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，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(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)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。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。”
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因政治需要而对鲁迅有高度评价。早在延安时期，毛泽东就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将鲁迅评价为“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”，“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”。“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、最勇敢、最坚决、最忠实、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。”，并将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取名鲁迅文学院，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。共产党掌权后，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。鲁迅的众多文章被选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。现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鲁迅研究机构和专门的鲁迅研究杂志。
不过，据2001年出版的周海婴著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记载，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表示，如果鲁迅仍然活着，“以我估计，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，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”。1950年曾有读者向《人民日报》提问：“如果鲁迅活着，党会如何看待他？”当时任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亲自回信答复“鲁迅和大家一样，要接受思想改造，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。”
由于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官僚腐化、血腥治国，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。1949年后，鲁迅在台湾也一直被当作国民党的反面教材加以贬低，就像林语堂、梁实秋在大陆受到贬低一样。
两岸政府对他的不同的政治化评价，使当代对鲁迅的真实思想需要重新澄清。比较重要的当代鲁迅研究学者有王瑶、钱理群、李欧梵、周策纵、王富仁、陈漱渝、汪晖、张梦阳、徐麟、王乾坤等。
鲁迅1930年照于上海在中国，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。大多数人承认他是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。
大多数人认为他文笔犀利、思想深刻，是“新文学”的奠基人。他的小说使用富有创造力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、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阐释，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；散文诗集《野草》被认为是当时少有的展现出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；其杂文，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，在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。这一政治立场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，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复杂的地方之一。
叶公超写《关于非战士的鲁迅》—文，发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《益世报》增刊上说：“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，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，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(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)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。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。”
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因政治需要而对鲁迅有高度评价。早在延安时期，毛泽东就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将鲁迅评价为“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”，“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”。“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、最勇敢、最坚决、最忠实、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。”，并将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取名鲁迅文学院，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。共产党掌权后，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。鲁迅的众多文章被选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。现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鲁迅研究机构和专门的鲁迅研究杂志。
不过，据2001年出版的周海婴著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记载，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表示，如果鲁迅仍然活着，“以我估计，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，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”。1950年曾有读者向《人民日报》提问：“如果鲁迅活着，党会如何看待他？”当时任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亲自回信答复“鲁迅和大家一样，要接受思想改造，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。”
由于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官僚腐化，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。1949年后，鲁迅在台湾也一直被当作国民党的反面教材加以贬低。不过，近年台湾也有推动鲁迅作品的努力，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《鲁迅作品全集》，其出版小引说：“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，鲁迅当然是引起最多争议和震撼的作家……全世界以诠释鲁迅的某一作品而获得博士学位者，也早已不下百余位之多。”出版小引希望“还原历史的真貌，让鲁迅作品自己说话”。的确，鲁迅作品引起的正反两面评价之多、之极端，不但是新文学，甚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。
两岸政府对他的不同的政治化评价，使当代对鲁迅的真实思想需要重新澄清。比较重要的当代鲁迅研究学者有王瑶、林辰、朱正、王得后、钱理群、李欧梵、周策纵、王富仁、陈漱渝、汪晖、张梦阳、徐麟、王乾坤等。学者严家炎、何满子、邵燕祥、林贤治、王元化等对鲁迅先生多有著述；而作为艺术家的张仃、吴冠中、陈丹青、范曾等大家对鲁迅先生也有精彩的论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