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国策·燕一·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评析

作者:佚名

  苏秦通过列举尾生、伯夷、曾参的事迹,和一个小故事,驳斥了那些道学家们对他的指责,也说明了自己好心没有好报的处境。道学家们实际上不懂政治,正象马基雅维利将政治科学从旧道德中分离出来一样,苏秦也指出政治活动不能用普通的仁义道德来评价,如果政治活动受到高尚道德的制约,那么政治上将一事无成、毫无作为。国家与个人不一样,国家之间由于无信义可言,就必须讲实力、讲策略、讲变通。国家之间是超越于日常道德的,所以被日常道德所不齿的威逼利诱、暴力欺诈会经常使用,不足为奇。阴谋诡计用在日常人事上,那是小人伎俩,而如果用在国家大事上,那是枭雄志士的雄才大略。何况苏秦等人违背日常道德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,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清名或利益。

  其实战国时期之所以繁荣,战国策士们之所以功勋卓著,在于当时儒家思想还没有占居主流,在于策士们重功利而不重清名的功利主义人生观。儒家强调高行节义,但因此导致道德至上的虚骄之气充斥官场和社会中,而战国策士们的务实精神为国家增添了活力。善变敢说、运筹谋划不是在扭曲人性,而是在充分张扬人的智力、个性和气度,显露出人之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价值。以辞锋相争,以智谋相夺,没有遮蔽道德虚饰的战国策士们的这种进取有为的功利主义人生观,在任何社会,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  那些蒙蔽燕王的士大夫和卫道士们,标榜高行节义,却由于囿于教条而不能成事,困于日常道德而不能处理国际事务,甚至有的虚伪透顶,明里拿道义作攻击人的幌子,暗里玩弄权术诡计、大行尔虞我诈之本领。对一个国家来说,有害倒是这类人。

原文

  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,曰:“武安君,天下不信人也。王以万乘下之,尊之于廷,示天下与小人群也。”

  武安君从齐来,而燕王不馆也。谓燕王曰:“臣东周之鄙人也,见足下身无咫尺之功,而足下迎臣于郊,显臣于廷。今臣为足下使,利得十城,功存危燕,足下不听臣者,人必有言臣不信,伤臣于王者。臣之不信,是足下之福也。使臣信如尾生,廉如伯夷,孝如曾参,三者天下之高行,而以事足下,不可乎?”燕王曰:“可。”曰:“有此,臣亦不事足下矣。”

  苏秦曰:“且夫孝如曾参,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,足下安得使之之齐?廉如伯夷,不取素飡,污武王之义而不臣焉,辞孤竹之君,饿而死于首阳之山。廉如此者,何肯步行数千里,而事弱燕之危主乎?信如尾生,期而不来,抱梁柱而死。信至如此,何肯杨燕、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哉?且夫信行者,所以自为也,非所以为人也。皆自覆之术,非进取之道也。且夫三王代兴,五霸迭盛,皆不自覆也。君以自覆为可乎?则齐不益于营丘,足下不逾楚境,不窥于边城之外。且臣有老母于周,离老母而事足下,去自覆之术,而谋进取之道,臣之趣固不与足下合者。足下皆自覆之君也,仆者进取之臣也,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。”

  燕王曰:“夫忠信,又何罪之有也?”

  对曰:“足下不知也。臣邻家有远为吏者,其妻私人。其夫且归,其私之者忧之。其妻曰:‘公勿忧也,吾已为药酒以待之矣。’后二日,夫至。妻使妾奉卮酒进之。妾知其药酒也,进之则杀主父,言之则逐主母。乃阳僵弃酒。主父大怒而笞之。故妾一僵而弃酒,上以活主父,下以存主母也。忠至如此,然不免于笞,此以忠信得罪者也。臣之事,适不幸而有类妾之弃酒也。且臣之事足下,亢义益国,今乃得罪,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,莫敢自必也。且臣之说齐,曾不欺之也。使之说齐者,莫如臣之言也,虽尧、舜之智,不敢取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