巩固事业之基础在政治、经济等斗争中居于首要地位。元末朱元璋采纳的“高巩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”的战略以及古话“伏久者飞必高”“早秀不如晚成”等格言是各种事业中颠扑不破的真理。虽然看起来一时的目标没有达到，但基础性的行动却为目标的实现积蓄了根本的潜力和能量。伐蜀对秦国崛起和称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，是可以与三国时代“隆中对”相媲美的战略决策。
我们作事时，行动要求有计划性，一件一件要逐渐升级，如登台阶，低的台阶是高的台阶的必要铺垫。所谓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办事沉稳的人最忌好高鹜远，心浮意躁。强行实现过高的目的是不可能的，所期望的局面不会由于草率的行动马上就来临，“心想事成”只是神话。在政界、商界经营一定要审时度势，权衡得失，考证行动的现实可操作性。政治就是一门把握可能性的艺术，在一个阶段不能干的事就应该不干。
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。司马错欲伐蜀，张仪曰：“不如伐韩。”王曰：“请闻其说。”
对曰：“亲魏善楚，下兵三川，塞轘辕、缑氏之口，当屯留之道，魏绝南阳，楚临南郑，秦攻新城、宜阳，以临二周之郊，诛周主之罪，侵楚、魏之地。周自知不救，九鼎宝器必出。据九鼎，按图籍，挟天子以令天下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王业也。今夫蜀，西辟之国，而戎狄之长也，弊兵劳众，不足以成名，得其地，不足以为利。臣闻：‘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市。’今三川、周室，天下之市朝也，而王不争焉，顾争于戎狄，去王业远矣。”
司马错曰：“不然。臣闻之，欲富国者，务广其地；欲强兵者，务富其民；欲王者，务博其德。三资者备，而王随之矣。今王之地小民贫，故臣愿从事于易。夫蜀，西辟之国也，而戎狄之长也，而有桀、纣之乱。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。取其地，足以广国也；得其财，足以富民；缮兵不伤众，而彼已服矣。故拔一国，而天下不以为暴；利尽西海，诸侯不以为贪。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，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。今攻韩劫天子，劫天子，恶名也，而未必利也，又有不义之名，而攻天下之所不欲，危!臣请谒其故：周，天下之宗室也；齐，韩、周之与国也。周自知失九鼎，韩自知亡三川，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，以因于齐、赵，而求解乎楚、魏。以鼎与楚，以地与魏，王不能禁。此臣所谓‘危’，不如伐蜀之完也。”惠王曰：“善!寡人听子。”
卒起兵伐蜀，十月取之，遂定蜀。蜀主更号为侯，而使陈庄相蜀。蜀既属，秦益强富厚，轻诸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