尉缭的个人作品

  《尉缭子》一书所表述的军事思想,代表了战国时期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流派,也是当时山东各国变法图强、建立封建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在军事上反映的产物。

  尉缭《尉缭子》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,惜为残简。现存最早的刊本为宋《武经七书》本。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。建国后研究《尉缭子》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《尉缭子注释》、中华书局1979年版《尉缭子注释》、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《尉缭子校注》、中华书局1982年版《竹简帛书论文集·尉缭子觏证》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《尉缭子浅说》。

  《尉缭子》自汉以后,历代均有著录,然而卷、篇数不等,有五卷、六卷之分,有三十一、二十九、二十四、三十二篇之别,其原因可能有两个,一是流传中有佚失,二是分篇不同。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,其篇目为:天官第一、兵谈第二、制谈第三、战威第四、攻权第五、守权第六、十二陵第七、武议第八、将理第九、原官第十、治本第十一、战权第十二、重刑令第十三、伍制令第十四、分塞令第十五、束伍令第十六、经卒令第十七、勒卒令第十八、将令第十九、踵军令第二十、兵教上第二十一、兵教下第二十二、兵令上第二十三、兵令下第二十四。

  《尉缭子》继承并发展了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等兵书的军事思想,且具有战国后期的时代特点。在战争观上,它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,提出“天官时日,不若人事”的进步观点;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,反对不义之战,支持正义战争。它主张“王者伐暴乱”的战争要以“仁义”为本;认为“兵者凶器也,争者逆德也”,既要慎战,又不能废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