墨学研究

  墨学乃先秦显学,惜至秦汉,几近中绝。至清代乾嘉时期,由于校勘经书的需要,方有学者校勘《墨子》。清末,孙诒让著《墨子间诂》,集清代学者《墨子》校勘之大成,《墨子》书始可读。1904年,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发表《子墨子学说》及《墨子之论理学》。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来阐释墨家思想学说,标志着二十世纪墨学研究的开始。

  二十世纪墨学研究主要包括墨子生平里籍考证、《墨子》篇章辨伪及校注、墨家思想学说的阐释。

  墨子生平里籍考证。 梁启超据《吕氏春秋-慎大》,认为“墨子鲁人说,当为近真”。至于墨子的生卒年代,他根据墨子交游之士可考者公输般、鲁阳文君、楚惠王、宋子罕、齐太王田和及告子等,推断“墨子之生,最晚不能幼于公输般三十岁”,“墨子之卒,最早不能早于郑儒公被弑之后三年(前390年),最晚不能晚于吴起遇难之年(前381年)。墨子生卒年代当为公元前463年――385年,前后误差为五年。胡适的观点与梁启超有所不同。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吴起之死,吴起死时,墨学已成为一种宗教,墨子已死多年。他认为汪中据《墨子》中《耕柱》、《鲁问》、《贵义》、《非攻》中、下、《公输》及《礼记.檀弓》下来考订墨子生平很可靠。他断定墨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00至490年,死于公元前425至416年。其后各家也有所考证。钱穆在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》中以墨子止楚攻宋之事为据,把墨子生卒年代较梁启超之说提前十年。侯外庐主编的《中国思想通史》认为墨子生卒年代为公元前490年至前403年。任继愈的《墨子》认为是公元前480年至前420年。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认为是公元前475年至前390年。诸家之说略有差异,但均认为墨子为战国时期人。

  至于墨子里籍,多数学者持鲁人之说,但也有它说。三十年代,胡怀深在《墨子为印度人辩》中认为“墨翟”是“蛮狄”或“貊狄”转音,墨子“面目黧黑”,断定墨子为印度人。杨向奎在《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》中认为,墨子原籍宋国,后来长期居住在鲁国。张知寒经过一系列考证指出,墨子里籍当为今山东滕州,滕州原为宋国公子目夷封地,春秋晚期为鲁国占领,战国初期又成为齐国属地,鲁人说、宋人说、齐人说均有一定道理。此说已为不少学者所接受。  

  《墨子》篇章辨伪与校注。《汉书-艺文志》称《墨子》七十一篇,今本《墨子》实存五十三篇。不少学者认为,全书非墨子自著。胡适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中首先把这五十三篇分为五部分:

  “第一组,自《亲士》到《三辩》,凡七篇,皆后人假造的。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。后四篇乃根据墨家的余论所作的。

  “第二组,《尚贤》三篇、《尚同》三篇、《兼爱》三篇、《非攻》三篇、《节用》两篇、《节葬》一篇、《天志》三篇、《明鬼》一篇、《非乐》一篇、《非命》三篇、《非儒》一篇,凡二十四篇。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学说所作的。其中也有许多后人加入的材料。《非乐》、《非儒》两篇更可疑。

  “第三组,《经》上下、《经说》上下、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六篇,不是墨子的书,也不是墨者记墨子学说的书。我以为这六篇就是《庄子.天下》篇所说的“别墨”做的。这六篇中的学问,决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发生的。……

  “第四组,《耕柱》、《贵义》、《公孟》、《鲁问》、《公输》,这五篇,乃是墨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,就同儒家的《论语》一般。其中许多材料比地二组还更为重要。

  “第五组,自《备城门》以下到《杂守》,凡十一篇,所记都是墨家守城备敌的方法,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  概括起来,《墨子》全书非墨子自著,许多篇章是墨者及其后学所作。值得注意的是,胡适把广义的《墨经》单独剔除出来,为后来的墨学研究者所重视。

  继胡适之后,梁启超在《墨子学案》中也把《墨子》全书分为五组:第一组七篇,其中《亲士》、《修身》、《所染》非墨家言,纯出伪托。《法仪》、《七患》、《辞过》、《三辩》是墨家弟子记墨学概要。第二组二十四篇,其中《尚贤》上中下、《兼爱》上中下、《非攻》上中下、《节用》上中、《节葬》、《天志》上中下、《明鬼》下、《非乐》上中下等二十三篇是墨学大纲,篇中皆有“子墨子曰”字样,可以说明是门弟子所作。《非儒》下无“子墨子”曰字样,不是皆墨子之言。第三组六篇,包括《经》上下、《经说》上下、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,大半是讲论理学。《经》上下是墨子自著,《经说》上下是述墨子口说,但后学有增补。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是后学所著。第四组五篇,包括《耕柱》、《贵义》、《公孟》、《鲁问》、《公输》,是记墨子言行。第五组,《备城门》以下十一篇,专言兵法,梁启超没有说明作者。方授楚则另有看法,他在《墨学源流》中指出:《墨子》一书既非墨子自著,也非一时一人所著,视为“墨学丛书”最为恰当。他把《墨子》一书看成三期完成,即墨子弟子、墨子后学、秦汉之际人士。并且指出,《亲士》、《修身》、《迎敌祠》、《旗帜》、《号令》、《杂守》与墨家宗旨相反,系伪作。八十年代,詹剑峰在《墨子的哲学》中认为《墨经》是墨子自著。

  二十世纪《墨子》校勘也成绩斐然。先后校注《墨子》全书的有王闿运的《墨子注》(1903年)、曹耀湘的《墨子笺》(1906年)、尹桐阳的《墨子新释》(1914年)、张纯一的《墨子间诂笺》(1922年)、支伟成的《墨子综释》(1925年)、吴毓江的《墨子校注》(1944年)、王焕镳的《墨子校释》(1984年)和《<墨子校释>商兑》(1986年)等十几种。其中张纯一、吴毓江、王焕镳的成绩最大。张纯一的《墨子间诂笺》是孙诒让《墨子间诂》的重要补充,吴毓江的《墨子校释》是《墨子间诂》后的又一重要校注本,王焕镳的校本则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唯一《墨子》全校本。

  《墨经》校释是二十世纪《墨子》校勘的一个重心。孙诒让由于不懂现代自然科学和逻辑学,于《墨经》校释不够精当。其未竟之任务,由后来学者完成。1921年,梁启超出版《墨经校释》,采用牒经之说,条分缕析,使古奥深邃的《墨经》基本可读。其后,张之锐出版《新考证墨经注》(1921年)、《墨子大取篇释义》(1923年)、伍非百出版《墨辩解故》(1921年)、范耕研有《墨辩疏证》(1923年)、胡韫玉有《墨子经说浅释》(1924年)、张其鍠有《墨经通解》(1924年)、邓高镜有《墨经通释》(1925年)、鲁大东有《墨辩新注》(1933年)、谭介甫有《墨经易解》(1935年)、杨宽有《墨经义疏通说》(1936年)。1944年,高亨出版《墨经校诠》。由于作者通晓古文字、音韵,取得不少成绩。二十世纪后半叶,《墨经》校释相对薄弱,著作仅有谭介甫的《墨辩发微》(1956年)、《墨经分类译注》(1981年)、姜宝昌的《墨经训释》、周云之的《墨经校勘、注释、今译及研究――墨经逻辑学》(1992年)等。

  墨家思想学说研究。 栾调甫说:“清儒治墨子者,不过校注而已,初无事乎其学也。”(《二十年来之墨学》)孙诒让的《墨子间诂》把《墨子》校注推向高峰,为墨学研究新范式的诞生创造了基本条件。世纪之初,西方思想学说蜂拥而入,也为用新方法整理研究墨学提供可能。1904年,梁启超发表《子墨子学说》和《墨子之论理学》,标志着墨学研究新纪元的开始。

  其后,研究墨家思想学说的文章著作不断涌现,形成了墨学研究的一个新高潮。胡适的《先秦名学史》和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(卷上)用很大一部分讨论墨学,把近代西方的学术规范用于墨学研究,完成了墨学研究方法的近代化。值得一提的是,胡适首次夷平儒墨,把墨学看作一个发展演进并的过程,分《墨子》和《别墨》两章来考察。称墨子时代的墨学为“宗教的墨学”,而把“别墨”叫做“科学的墨学”。胡适重点研究的是墨家的哲学方法,并把墨家的哲学方法归结为“应用主义”。

  1921年,梁启超出版《墨子学案》,明确提出,“墨学所标纲领,虽有十条,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,就是兼爱。”“兼相爱交相利”是紧密相连的。二十年代,研究墨家思想学说的著作还有陈顾远的《墨子的政治哲学》(1922年)、王桐龄的《儒墨的异同》(1922年)、张纯一的《墨学分科》(1923年)、郎擎霄的《墨子哲学》(1924年)陈柱的《墨学十论》(1926年)、蒋维乔的《杨墨哲学》(1927年)、钱穆的《墨子》(1929年)等。

  1930年,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出版,第一次把墨家分为前期墨家与后期墨家,这一分法一直为今天的学者所沿用。冯友兰认为,“兼爱”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。1936年,方授楚的《墨学源流》出版,提出“非攻”是墨子学说的出发点,把“兼爱”看作“非攻”理论上的根据。该书是墨学研究的又一本重要著作。

  上述学者对《墨子》思想大多持肯定态度。与之不同的是,四十年代,郭沫若发表《墨子的思想》和《孔墨的批判》,指出墨子思想中最为特色而起核心作用的是“兼爱”与“非攻”一组文章,但他对此持否定态度,认为“这一套学说并不重在爱人,而是重在利己”。墨子是奴隶制的拥护者,为王公大人服务。

  二十世纪下半叶,又有一批墨学研究论文和著作发表或出版。任继愈的《墨子》出版于1956年,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墨子的专著,它分析了墨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,墨学的阶级性,概括了墨子的历史地位。1957年,栾调甫的《墨子论文集研究》出版,其中的《墨子科学》对《墨子》中蕴含的科学思想作了简明的论述。

  文革后,墨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。1981年,詹剑峰的《墨子的哲学与科学》出版,该书在对《墨子》作全面考察的基础上,重点从哲学和科学两个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。李泽厚则在《墨子新探本》(见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)指出,“非命”“节用”(重视生产),“交利”“兼爱”(乐园空想),和“天志”“尚同”(宗教专制)构成了墨子思想体系的三大支柱,而且它们相互渗透,很难分割。杨俊光的《墨子新论》(1992年版)对《墨子》思想作了全面的阐述,指出“尚同”是《墨子》政治思想第一义,“兼爱”则是伦理思想的核心。

  孙中原是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专家,九十年代,先后出版了《墨子及其后学》、《墨学通论》、《墨者的智慧》、《墨学与现代文化》,对《墨子》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检讨,尤其是对前贤较少涉及的墨家军事学说、墨学的现代价值作了详尽的探讨。又由于他是治中国逻辑史的专家,对墨家逻辑学说的论述更为详尽。九十年代出版的有关墨学著作还有邢兆良的《墨子评传》(1993年)、秦彦士的《墨子新论》(1994年)、张永义的《墨:苦行与救世》(1996年)、崔清田的《显学重光》(1997年)等。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墨子研究论丛》三册以及齐鲁书社的《墨子研究论从》第四册,由张知寒主编,则是集体研究成果。

  二十世纪还出版了一批专门研究《墨经》思想的学术专著。杨宽的《墨经哲学》(1937年)、沈有鼎的《墨经的逻辑学》(1981年)、陈孟麟的《墨辩逻辑学》(1983年)、方孝博的《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》(1983年)、朱世凯的《墨经中的逻辑学说》(1988年)、杨向奎的《墨经数理研究》(1993年)等对《墨经》中蕴含的哲学、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思想作了不少探索。

  台湾地区的墨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较有影响的有王寒生的《墨学新论》(1953年)、高葆光的《墨学概论》(1954年)、陈拱的《墨学研究》(1964年)、王冬珍的《名墨异同考辩》(1969年)、史墨卿的《墨学探微》(1975年)、蔡仁厚的《墨经哲学》(1978年)、光晟的《道墨新诠》(1988年)等。严灵峰还为整理墨子研究资料做了大量工作,1969年,《墨子知见书目》出版,收集秦汉至本世纪六十年代各种版本及专著240余种。1979年,他编辑的《墨子集成》出版,影印汇集历代《墨子》的重要版本及注释、研究著作九十余种,是极其重要的墨学研究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