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三浦右卫门的最后》译者附记-出自《译文序跋集》

  《三浦右卫门的最后》译者附记〔1〕

  菊池宽氏是《新潮》派〔2〕的一个作家。他自己说,在高等学校时代,是只想研究文学,不预备做创作家的,但后来又发心做小说,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评论界的赞许,便做下去了。

  然而他的著作却比较的要算少作;我所见的只有《无名作家的日记》,《报恩的故事》和《心之王国》三种,都是短篇小说集。

  菊池氏的创作,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。一得真实,他却又怃然的发了感叹,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,但又时时凝视着遥远的黎明,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。南部修太郎氏说,“Here is also a man——这正是说尽了菊池宽氏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话。……他们都有最像人样的人间相,愿意活在最像人样的人间界。他们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,有时为惨淡的背德者,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,但无论使他们中间的谁站在我眼前,我不能憎恶他们,不能呵骂他们。这就因为他们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,愈是深锐的显露出来时,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锐的活动着的他们的质素可爱的人间性,打动了我的缘故,引近了我的缘故。换一句话,便是愈玩菊池宽氏的作品,我便被唤醒了对于人间的爱的感情;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这一句话了。”(《新潮》第三卷第三号《菊池宽论》)不但如此,武士道〔3〕之在日本,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〔4〕,只因为要争回人间性,在这一篇里便断然的加了斧钺,这又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来。但他们古代的武士,是先蔑视了自己的生命,于是也蔑视他人的生命的,与自己贪生而杀人的人们,的确有一些区别。而我们的杀人者,如张献忠〔5〕随便杀人,一遭满人的一箭,却钻进刺柴里去了,这是什么缘故呢?杨太真〔6〕的遭遇,与这右卫门约略相同,但从当时至今,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,却并不见和这一篇有相类的命意,这又是什么缘故呢?我也愿意发掘真实,却又望不见黎明,所以不能不爽然,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赞叹。

  但这一篇中也有偶然失于检点的处所。右卫门已经上绑了——古代的绑法,一定是反剪的,——但乞命时候,却又有两手抵地的话,这明明是与上文冲突了,必须说是低头之类,才合于先前的事情。然而这是小疵,也无伤于大体的。

 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记。

  【注解】

  〔1〕本篇连同《三浦右卫门的最后》的译文,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七月《新青年》月刊第九卷第三号。后来译文收入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时,本篇未收。

  〔2〕新潮派 应为新思潮派。《新思潮》,日本杂志名,创刊于一九○七年十月,以后曾几度停刊和复刊。

  〔3〕武士道 日本武士应尽的义务及职责。兴起于镰仓幕府时代,明治维新后,武士等级在法律上被废除。

  〔4〕名教 封建社会的等级、名分和礼教。

  〔5〕张献忠(1606—1646) 延安柳树涧(今陕西定边东)人,明末农民起义领袖。崇祯三年(1630)起义,转战陕西、河南等地。崇祯十七年(1644)入川,在成都建立大西国。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。据《明史·张献忠传》:“顺治三年(1646),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,夷其城,率众出川北,……至盐亭界,大雾,献忠晓行,猝遇我兵于凤凰坡,中矢坠马,蒲伏积薪下。于是我兵禽献忠出,斩之。”

  〔6〕杨太真(719—756) 即杨贵妃,名玉环,法号太真,蒲州永乐(今山西永济)人。初为唐玄宗子寿王妃,后入宫得玄宗宠爱。

  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擅权跋扈,败坏朝政。天宝十四年(755)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,于范阳起兵反唐,进逼长安,玄宗仓惶奔蜀,至马嵬驿,将士归罪杨家,杀国忠,玄宗为安定军心,令杨妃缢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