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看书琐记》原文-出自《花边文学》

  看书琐记(一)

  焉于

 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〔2〕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,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,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,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。(八月份《文学》内《我的文学修养》)

 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,但《水浒》和《红楼梦》〔3〕的有些地方,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。其实,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,在上海的弄堂里,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,就时时可以体验到。他和周围的住户,是不一定见过面的,但只隔一层薄板壁,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,尤其是高声的谈话,都大略可以听到,久而久之,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,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。

 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,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,我想,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。但我并不是说,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札克。

 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,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,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,于是传给读者,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。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,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,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,到了高尔基的头里,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。不过那性格,言动,一定有些类似,大致不差,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。要不然,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。

 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,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,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,它也就失去了效力。譬如我们看《红楼梦》,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,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“黛玉葬花”〔4〕照相的先入之见,另外想一个,那么,恐怕会想到剪头发,穿印度绸衫,清瘦,寂寞的摩登女郎;或者别的什么模样,我不能断定。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《红楼梦图咏》〔5〕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,一定是截然两样的,那上面所画的,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。

  文学有普遍性,但有界限;也有较为永久的,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。北极的遏斯吉摩人〔6〕和菲洲腹地的黑人,我以为是不会懂得“林蕉玉型”的;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,也将不能懂得,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,黄巢杀人更其隔膜。一有变化,即非永久,说文学独有仙骨,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。

  八月六日。

  【注解】

  〔1〕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。

  〔2〕巴尔札克(H.deBalzac,1799—1850)法国作家,他的作品总题为《人间喜剧》,包括长篇小说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、《高老头》、《幻灭》等九十余部。高尔基《我的文学修养》中谈到巴尔扎克小说时说:“在巴尔扎克的《鲛皮》(按通译《驴皮记》)里,看到银行家的邸宅中的晚餐会那一段的时候,我完全惊服了。二十多个人们同时在喧嚷着谈天,但却以许多形态,写得好像我亲自听见。重要的是——我不但听见,还目睹了各人在怎样的谈天。来宾们的相貌,巴尔扎克是没有描写的。但我却看见了人们的眼睛,微笑和姿势。我总是叹服着从巴尔扎克起,以至一切法国人的用会话来描写人物的巧妙,把所描写的人物的会话,写得活泼泼地好像耳闻一般的手段,以及那对话的完全。”此文载一九三四年八月《文学》月刊第三卷第二号,鲁迅(署名许遐)译。

  〔3〕《水浒》即《水浒传》,长篇小说。明初施耐庵作。

  〔4〕“黛玉葬花”梅兰芳早年曾根据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三回的情节编演京剧《黛玉葬花》。旧时照相馆常挂有他演此剧的照片。

  〔5〕《红楼梦图咏》清代改琦画的《红楼梦》人物像,共五十幅,图后附有王希廉、周绮等题诗,一八七九年(光绪五年)木刻本刊行。又有清代王墀画的《增刻红楼梦图咏》,共一百二十幅,图后附有姜祺(署名蟫生)题诗,光绪八年上海点石斋石印,后屡经翻版。

  〔6〕遏斯吉摩人通译爱斯基摩人,居住北极圈一带,以渔猎为生的一个民族。

  看书琐记(二)

  焉于

  就在同时代,同国度里,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。

 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,叫作《本国话和外国话》〔2〕,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,小姐出来招呼了,但无话可说,勉勉强强的说了几句,他们也无话可答,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,小心得骨头疼。直到溜回自己的“猪窠”里,他们这才遍身舒齐,有说有笑,并且在德国俘虏里,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“我们的话”的人。

  因了这经验,有一个兵便模模胡胡的想:“这世间有两个世界。一个是战争的世界。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,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,漂亮的房子的世界。完全是另外的世界。另外的国度。那里面,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。”

  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:“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。好像他们和我们之间,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。”

  其实,这也无须小姐和兵们是这样。就是我们——算作“封建余孽”〔3〕或“买办”或别的什么而论都可以——和几乎同类的人,只要什么地方有些不同,又得心口如一,就往往免不了彼此无话可说。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,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,就是“今天天气……哈哈哈!”倘是宴会,就只猜拳,不发议论。

  这样看来,文学要普遍而且永久,恐怕实在有些艰难。“今天天气……哈哈哈!”虽然有些普遍,但能否永久,却很可疑,而且也不大像文学。于是高超的文学家〔4〕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,将不懂他的“文学”的人们,都推出“人类”之外,以保持其普遍性。文学还有别的性,他是不肯说破的,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。然而这么一来,“文学”存在,“人”却不多了。

  于是而据说文学愈高超,懂得的人就愈少,高超之极,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汇集于作者一个人。然而文学家却又悲哀起来,说是吐血了,这真是没有法子想。

  八月六日。

  【注解】

  〔1〕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。

  〔2〕巴比塞的《外国话和本国话》,曾由沈端先译为中文,载于一九三四年十月《社会月报》第一卷第五期。

  〔3〕“封建余孽”在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,《创造月刊》第二卷第一期(一九二八年八月)载有杜荃(郭沫若)《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》一文,说鲁迅是“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”。

  〔4〕高超的文学家指梁实秋等人。如梁在《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?》(载一九二九年九月《新月》第二卷第六、七期)一文中鼓吹超阶级的文学,说“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”;但又宣传文学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,说“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。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。”

  看书琐记(三)

  焉于

 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。

 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:诗人要做诗,就如植物要开花,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。如果你摘去吃了,即使中了毒,也是你自己错。

  这比喻很美,也仿佛很有道理的。但再一想,却也有错误。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,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;况且诗集是卖钱的,何尝可以白摘。一卖钱,这就是商品,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。

  即使真是花罢,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,人迹不到之处,如果有毒,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。花的事实,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。

  现在可是换了一个说法了,连并非作者,也憎恶了批评家,他们里有的说道:你这么会说,那么,你倒来做一篇试试看!

  这真要使批评家抱头鼠窜。因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,向来是很少的。

  我想,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,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。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,食客就要说话,或是好,或是歹。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,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,是否厚舌苔,是否挟夙嫌,是否想赖账。或者他是否广东人,想吃蛇肉;是否四川人,还要辣椒。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——自然,一声不响也可以。但是,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:“那么,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!”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。

  诚然,四五年前,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,便可以高踞文坛,所以速成和乱评的也不少,但要矫正这风气,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,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,涂上烂泥,并不是好办法。不过我们的读书界,是爱平和的多,一见笔战,便是什么“文坛的悲观”〔2〕呀,“文人相轻”〔3〕呀,甚至于不问是非,统谓之“互骂”,指为“漆黑一团糟”。果然,现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。但文坛呢,依然如故,不过它不再露出来。

  文艺必须有批评;批评如果不对了,就得用批评来抗争,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,如果一律掩住嘴,算是文坛已经干净,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。

  八月二十二日。

  【注解】

  〔1〕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。原题为《批评家与创作家》。

  〔2〕“文坛的悲观”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《大晚报·火炬》载小仲的《中国文坛的悲观》一文,把文艺界的思想斗争说成是“内战”、“骂人”,使中国文坛“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”。

  〔3〕“文人相轻”语出三国魏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:“文人相轻,自古而然。”当时曾有人把文艺界思想斗争说成“文人相轻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