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，字子瞻，眉州眉山人。生十年，父洵游学四方，母程氏亲授以书，闻古今成败，辄能语其要。程氏读东汉《范滂传》，慨然太息，轼请曰：“轼若为滂，母许之否乎？”程氏曰：“汝能为滂，吾顾不能为滂母邪？”

　　比冠，博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，好贾谊、陆贽书。既而读《庄子》，叹曰：“吾昔有见，口未能言，今见是书，得吾心矣。”嘉祐二年，试礼部。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，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，得轼《刑赏忠厚论》，惊喜，欲擢冠多士，犹疑其客曾巩所为，但置第二；复以《春秋》对义居第一，殿试中乙科。后以书见修，修语梅圣俞曰：“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。”闻者始哗不厌，久乃信服。丁母忧。五年，调福昌主簿。欧阳修以才识兼茂，荐之秘阁。试六论，旧不起草，以故文多不工。轼始具草，文义粲然。复对制策，入三等。自宋初以来，制策入三等，惟吴育与轼而已。

　　除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叛官。关中自元昊叛，民贫役重，岐下岁输南山木筏，自渭入河，经砥柱之险，衙吏踵破家。轼访其利害，为修衙规，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，自是害减半。

　　治平二年，入判登闻鼓院。英宗自藩邸闻其名，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，知制诰。宰相韩琦曰：“轼之才，远大器也，他日自当为天下用。要在朝廷培养之，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，皆欲朝廷进用，然后取而用之，则人人无复异辞矣。今骤用之，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，适足以累之也。”英宗曰：“且与修注如何？”琦曰：“记注与制诰为邻，未可遽授。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，且请召试。”英宗曰：“试之未知其能否，如轼有不能邪？”琦犹不可，及试二论，复入三等，

　　得直史馆。轼闻琦语，曰：“公可谓爱人以德矣。”会洵卒，赙以金帛，辞之，求赠一官，于是赠光禄丞。洵将终，以兄太白早亡，子孙未立，妹嫁杜氏，卒未葬，属轼。轼既除丧，即葬姑。后官可荫，推与太白曾孙彭。

　　熙宁二年，还朝。王安石执政，素恶其议论异己，以判官告院。四年，安石欲变科举、兴学校，诏两制、三馆议。轼上议曰：得人之道，在于知人；知人之法，在于责实。使君相有知人之明，朝廷有责实之政，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，而况于学校贡举乎？虽因今之法，臣以为有余。使君相不知人，朝廷不责实，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，而况学校贡举乎？虽复古之制，臣以为不足。夫时有可否，物有废兴，方其所安，虽暴君不能废，及其既厌，虽圣人不能复。故风俗之变，法制随之，譬如江河之徙移，强而复之，则难为力。庆历固尝立学矣，至于今日，惟有空名仅存。今将变今之礼，易今之俗，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，敛民财以食游士。百里之内，置官立师，狱讼听于是，军旅谋于是，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，则无乃徒为纷乱，以患苦天下邪？若乃无大更革，而望有益于时，则与庆历之际何异？故臣谓今之学校，特可因仍旧制，使先王之旧物，不废于吾世足矣。至于贡举之法，行之百年，治乱盛衰，初不由此。陛下视祖宗之世，贡举之法，与今为孰精？言语文章，与今为孰优？所得人才，今为孰多？天下之事，与今为孰办？较此四者之长短，其议决矣。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：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，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，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，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，此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者也。愿陛下留意于远者、大者，区区之法何预焉。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。夫性命之说，自子贡不得闻，而今之学者，耻不言性命，读其文，浩然无当而不可穷；观其貌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，此岂真能然哉！盖中人之性，安于放而乐于诞耳。陛下亦安用之？

　　议上，神宗悟曰：“吾固疑此，得轼议，意释然矣。”即日召见，问：“方今政令得失安在？虽朕过失，指陈可也。”对曰：“陛下生知之性，天纵文武，不患不明，不患不勤，不患不断，但患求治太急，听言太广，进人太锐。愿镇以安静，待物之来，然后应之。”神宗悚然曰：“卿三言，朕当熟思之。凡在馆阁，皆当为朕深思治乱，无有所隐。”轼退，言于同列。安石不悦，命权开封府推官，将困之以事。轼决断精敏，声闻益远。会上元敕府市浙灯，且令损价。轼疏言：“陛下岂以灯为悦？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。然百姓不可户晓，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。此事至小，体则甚大，愿追还前命。”即诏罢之。时安石创行新法，轼上书论其不便，曰：臣之所欲言者，三言而已。愿陛下结人心，厚风俗，存纪纲。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，如木之有根，灯之有膏，鱼之有水，农夫之有田，商贾之有财。失之则亡，此理之必然也。自古及今，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，刚果自用而不危者。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。祖宗以来，治财用者不过三司。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，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，使六七少年，日夜讲求于内，使者四十余辈，分行营干于外。夫制置三司条例司，求利之名也；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，求利之器也。造端宏大，民实惊疑；创法新奇，吏皆惶惑。以万乘之主而言利，以天子之宰而治财，论说百端，喧传万口，然而莫之顾者，徒曰：“我无其事，何恤于人言。”操网罟而入江湖，语人曰“我非渔也”，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。驱鹰犬而赴林薮，语人曰“我非猎也”，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。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，则莫若罢条例司。今君臣宵旰，几一年矣，而富国之功，茫如捕风，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，祠部度五千余人耳。以此为术，其谁不能？而所行之事，道路皆知其难。汴水浊流，自生民以来，不以种稻。今欲陂而清之，万顷之稻，必用千顷之陂，一岁一淤，三岁而满矣。陛下遂信其说，即使相视地形，所在凿空，访寻水利，妄庸轻剽，率意争言。官司虽知其疏，不敢便行抑退，追集老少，相视可否。若非灼然难行，必须且为兴役。官吏苟且顺从，真谓陛下有意兴作，上糜帑廪，下夺农时。堤防一开，水失故道，虽食议者之肉，何补于民！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？自古役人，必用乡户。今者徒闻江、浙之间，数郡顾役，而欲措之天下。单丁、女户，盖天民之穷者也，而陛下首欲役之，富有四海，忍不加恤！自杨炎为两税，租调与庸既兼之矣，奈何复欲取庸？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，庸钱不除，

　　差役仍旧，推所从来，则必有任其咎者矣。青苗放钱，自昔有禁。今陛下始立成法，每岁常行。虽云不许抑配，而数世之后，暴君污吏，陛下能保之与？计愿请之户，必皆孤贫不济之人，鞭挞已急，则继之逃亡，不还，则均及邻保，势有必至，异日天下恨之，国史记之，曰“青苗钱自陛下始”，岂不惜哉！且常平之法，可谓至矣。今欲变为青苗，坏彼成此，所丧逾多，亏官害民，虽悔何及！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，用贾人桑羊之说，买贱卖贵，谓之均输。于时商贾不行，盗贼滋炽，几至于乱。孝昭既立，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，天下归心，遂以无事。不意今日此论复兴。立法之初，其费已厚，纵使薄有所获，而征商之额，所损必多。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，以一牛易五羊。一牛之失，则隐而不言；五羊之获，则指为劳绩。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，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，何以异此？臣窃以为过矣。议者必谓：“民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。”故陛下坚执不顾，期于必行。此乃战国贪功之人，行险侥幸之说，未及乐成，而怨已起矣。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，此也。

　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浅深，不在乎强与弱；历数之所以长短者，在风俗之薄厚，不在乎富与贫。人主知此，则知所轻重矣。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，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。爱惜风俗，如护元气。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，勇悍之夫可以集事，忠厚近于迂阔，老成初若迟钝。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，知其所得小，而所丧大也。仁祖持法至宽，用人有叙，专务掩覆过失，未尝轻改旧章。考其成功，则曰未至。以言乎用兵，则十出而九败；以言乎府库，则仅足而无余。徒以德泽在人，风俗知义，故升遐之日，天下归仁焉。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，事不振举，乃欲矫之以苛察，齐之以智能，招来新进勇锐之人，以图一切速成之效。未享其利，浇风已成。多开骤进之门，使有意外之得，公卿侍从跬步可图，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，欲望风俗之厚，岂可得哉？近岁朴拙之人愈少，巧进之士益多。惟陛下哀之救之，以简易为法，以清净为心，而民德归厚。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，此也。

　　祖宗委任台谏，未尝罪一言者。纵有薄责，旋即超升，许以风闻，而无官长。言及乘舆，则天子改容；事关廊庙，则宰相待罪。台谏固未必皆贤，所言亦未必皆是。然须养其锐气，而借之重权者，岂徒然哉？将以折奸臣之萌也。今法令严密，朝廷清明，所谓奸臣，万无此理。然养猫以去鼠，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；畜狗以防盗，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。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，下为子孙万世之防？臣闻长老之谈，皆谓台谏所言，常随天下公议。公议所与，台谏亦与之；公议所击，台谏亦击之。今者物论沸腾，怨讟交至，公议所在，亦知之矣。臣恐自兹以往，习惯成风，尽为执政私人，以致人主孤立，纪纲一废，何事不生！

　　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，此也。

　　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，因试进士发策，以“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，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，齐恒专任管仲而霸，燕哙专任子之而败，事同而功异”为问，安石滋怒，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，穷治无所得，轼遂请外，通判杭州。高丽入贡，使者发币于官吏，书称甲子。轼却之曰：“高丽于本朝称臣，而不禀正朔，吾安敢受！”使者易书称熙宁，然后受之。时新政日下，轼于其间，每因法以便民，民赖以安。徙知密州。司农行手实法，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。轼谓提举官曰：“违制之坐，若自朝廷，谁敢不从？今出于司农，是擅造律也。”提举官惊曰：“公姑徐之。”未几，朝廷知法害民，罢之。

　　有盗窃发，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，卒凶暴恣行，至以禁物诬民，入其家争斗杀人，且畏罪惊溃，将为乱。民奔诉轼，轼投其书不视，曰：“必不至此。”散卒闻之，少安，徐使人招出戮之。徙知徐州。河决曹村，泛于梁山泊，于南清河，汇于城下，涨不时泄，城将败，富民争出避水。轼曰：“富民出，民皆动摇，吾谁与守？吾在是，水决不能败城。”驱使复入。轼诣武卫营，呼卒长曰：“河将害城，事急矣，虽禁军且为我尽力。”卒长曰：“太守犹不避涂潦，吾侪小人，当效命。”率其徒持畚锸以出，筑东南长堤，首起戏马台，尾属于城。雨日夜不止，城不沈者三版。轼庐于其上，过家不入，使官吏分堵以守，卒全其城。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，为木岸，以虞水之再至。朝廷从之。徙知湖州，上表以谢。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，以诗托讽，庶有补于国。御史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摭其表语，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，逮赴台狱，欲置之死，锻炼久之不决。神宗独怜之，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。轼与田父野老，相从溪山间，筑室于东坡，自号“东坡居士。”

　　三年，神宗数有意复用，辄为当路者沮之。神宗尝语宰相王珪、蔡确曰：“国史至重，可命苏轼成之。”珪有难色。神宗曰：“轼不可，姑用曾巩。”巩进《太祖总论》，神宗意不允，遂手紥移轼汝州，有曰：“苏轼黜居思咎，阅岁滋深，人材实难，不忍终弃。”轼未至汝，上书自言饥寒，有田在常，愿得居之。朝奏入，夕报可。

　　道过金陵，见王安石，曰：“大兵大狱，汉、唐灭亡之兆。祖宗以仁厚治天下，正欲革此。今西方用兵，连年不解，东南数起大狱，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？”安石曰：“二事皆惠卿启之，安石在外，安敢言？”轼曰：“在朝则言，在外则不言，事君之常礼耳。上所以待公者，非常礼，公所以待上者，岂可以常礼乎？”安石厉声曰：“安石须说。”又曰：“出在安石口，入在子瞻耳。”又曰：“人须是知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得天下弗为，乃可。”轼戏曰：“今之君子，争减半年磨勘，虽杀人亦为之。”安石笑而不言。至常，神宗崩，哲宗立，复朝奉郎、知登州，召为礼部郎中。轼旧善司马光、章敦。时光为门下侍郎，敦知枢密院，二人不相合，敦每以谑侮困光，光苦之。轼谓敦曰：“司马君实时望甚重。昔许靖以虚名无实，见鄙于蜀先主，法正曰：靖之浮誉，播流四海，若不加礼，必以贱贤为累’。先主纳之，乃以靖为司徒。许靖且不可慢，况君实乎？”敦以为然，光赖以少安。

　　迁起居舍人。轼起于忧患，不欲骤履要地，辞于宰相蔡确。确曰：“公徊翔久矣，朝中无出公右者。”轼曰：“昔林希同在馆中，年且长。”确曰：“希固当先公耶？”卒不许。元祐元年，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，即赐银绯，迁中书舍人。初，祖宗时，差役行久生弊，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，又虐使之，多致破产，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。王安石相神宗，改为免役，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，行法者过取，以为民病。司马光为相，知免役之害，不知其利，欲复差役，差官置局，轼与其选。轼曰：“差役、免役，各有利害。免役之害，掊敛民财，十室九空，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。差役之害，民常在官，不得专力于农，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。此二害轻重，盖略等矣。”光曰：“于君何如？”轼曰：“法相因则事易成，事有渐则民不惊。三代之法，兵农为一，至秦始分为二，及唐中叶，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。自尔以来，民不知兵，兵不知农，农出谷帛以养兵，兵出性命以卫农，天下便之。虽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今免役之法，实大类此。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，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，盖未易也。”光不以为然。轼又陈于政事堂，光忿然。轼曰：“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，公为谏官，争之甚力，韩公不乐，公亦不顾。轼昔闻公道其详，岂今日作相，不许轼尽言耶？”光笑之。寻除翰林学士。

　　二年，兼侍读。每进读至治乱兴衰、邪正得失之际，未尝不反覆开导，觊有所启悟。哲宗虽恭默不言，辄首肯之。尝读祖宗《宝训》，因及时事，轼历言：“今赏罚不明，善恶无所劝沮；又黄河势方北流，而强之使东；夏人入镇戎，杀掠数万人，帅臣不以闻。每事如此，恐浸成衰乱之渐。”轼尝锁宿禁中，召入对便殿，宣仁后问曰：“卿前年为何官？”曰：“臣为常州团练副使。”。曰：“今为何官？”曰：“臣今待罪翰林学士。”曰：“何以遽至此？”曰：“遭遇太皇太后、皇帝陛下。”曰：“非也。”曰：“岂大臣论荐乎？”曰：“亦非也。”轼惊曰：“臣虽无状，不敢自他途以进。”曰：“此先帝意也。先帝每诵卿文章，必叹曰：‘奇才，奇才！’但未及进用卿耳。”轼不觉哭失声，宣仁后与哲宗亦泣，左右皆感涕。已而命坐赐茶，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。

　　三年，权知礼部贡举。会大雪苦寒，士坐庭中，噤未能言。轼宽其禁约，使得尽技。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，且持暧昧单词，诬以为罪，轼尽奏逐之。四年，积以论事，为当轴者所恨。轼恐不见容，请外，拜龙图阁学士、知杭州。未行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，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。大臣议迁之岭南。轼密疏：“朝廷若薄确之罪，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；若深罪确，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。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，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，则于仁孝两得矣。”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。轼出郊，用前执政恩例，遣内侍赐龙茶、银合，慰劳甚厚。

　　既至杭，大旱，饥疫并作。轼请于朝，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，复得赐度僧牒，易米以救饥者。明年春，又减价粜常平米，多作饘粥药剂，遣使挟医分坊治病，活者甚众。轼曰：“杭，水陆之会，疫死比他处常多。”乃裒羡缗得二千，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，以作病坊，稍畜钱粮待之。

　　杭本近海，地泉咸苦，居民稀少。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，民足于水。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，自河入田，所溉至千顷，民以殷富。湖水多葑，自唐及钱氏，岁辄浚治，宋兴，废之，葑积为田，水无几矣。漕河失利，取给江潮，舟行市中，潮又多淤，三年一淘，为民大患，六井亦几于废。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，盐桥一河专受湖水，遂浚二河以通漕。复造堰闸，以为湖水畜泄之限，江潮不复入市。以余力复完六井，又取葑田积湖中，南北径三十里，为长堤以通行者。吴人种菱，春辄芟除，不遣寸草。且募人种菱湖中，葑不复生。收其利以备修湖，取救荒余钱万缗、粮万石，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。堤成，植芙蓉、杨柳其上，望之如画图，杭人名为苏公堤。

　　杭僧净源，旧居海滨，与舶客交通，舶至高丽，交誉之。元丰末，其王子义天来朝，因往拜焉。至是，净源死，其徒窃持其像，附舶往告。义天亦使其徒来祭，因持其国母二金塔，云祝两宫寿。轼不纳，奏之曰：“高丽久不入贡，失赐予厚利，意欲求朝，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，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。若受而不答，将生怨心；受而厚赐之，正堕其计。今宜勿与知，从州郡自以理却之。彼庸僧猾商，为国生事，渐不可长，宜痛加惩创。”朝廷皆从之。未几，贡使果至，旧例，使所至吴越七州，费二万四千余缗。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，民获交易之利，无复侵挠之害矣。

　　浙江潮自海门东来，势如雷霆，而浮山峙于江中，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，洄洑激射，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。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，并山而东，凿为漕河，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。又并山为岸，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，自浦北折抵小岭，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，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，以避浮山之险，人以为便。奏闻，有恶轼者，力沮之，功以故不成。轼复言：“三吴之水，潴为太湖，太湖之水，溢为松江以入海。海日两潮，潮浊而江清，潮水常欲淤塞江路，而江水清驶，随辄涤去，海口常通，则吴中少水患。昔苏州以东，公私船皆以篙行，无陆挽者。自庆历以来，松江大筑挽路，建长桥以扼塞江路，故今三吴多水，欲凿挽路、为十桥，以迅江势”。亦不果用，人皆以为恨。轼二十年间再莅杭，有德于民，家有画像，饮食必祝。又作生祠以报。

　　六年，召为吏部尚书，未至。以弟辙除右丞，改翰林承旨。辙辞右丞，欲与兄同备从官，不听。轼在翰林数月，复以谗请外，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。先是，开封诸县多水患，吏不究本末，决其陂泽，注之惠民河，河不能胜，致陈亦多水。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，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。轼始至颍，遣吏以水平准之，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，若凿黄堆，淮水顾流颍地为患。轼言于朝，从之。郡有宿贼尹遇等，数劫杀人，又杀捕盗吏兵。朝廷以名捕不获，被杀家复惧其害，匿不敢言。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：“君能禽此，当力言于朝，乞行优赏；不获，亦以不职奏免君矣。”直方有母且老，与母诀而后行。乃缉知盗所，分捕其党与，手戟刺遇，获之。朝廷以小不应格，推赏不及。轼请以己之年劳，当改朝散郎阶，为直方赏，不从。其后吏部为轼当迁，以符会其考，轼谓已许直方，又不报。

　　七年，徙扬州。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，听操舟者私载物货，征商不得留难。故操舟者辄富厚，以官舟为家，补其敝漏，且周船夫之乏，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。近岁一切禁而不许，故舟弊人困，多盗所载以济饥寒，公私皆病。轼请复旧，从之。未阅岁，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。

　　是岁，哲宗亲祀南郊，轼为卤簿使，导驾入太庙。有赭繖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，不避仪仗。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，乃皇后及大长公主。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，轼曰：“中丞职当肃政，不可不以闻之。”纯不敢言，轼于车中奏之。哲宗遣使赍疏驰白太皇太后，明日，诏整肃仪卫，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。寻迁礼部兼端明殿、翰林侍读两学士，为礼部尚书。高丽遣使请书，朝廷以故事尽许之。轼曰：“汉东平王请诸子及《太史公书》，犹不肯予。今高丽所请，有甚于此，其可予乎？”不听。

　　八年，宣仁后崩，哲宗亲政。轼乞补外，以两学士出知定州。时国事将变，轼不得入辞。既行，上书言：“天下治乱，出于下情之通塞。至治之极，小民皆能自通；迨于大乱，虽近臣不能自达。陛下临御九年，除执政、台谏外，未尝与群臣接。今听政之初，当以通下情、除壅蔽为急务。臣日侍帷幄，方当戍边，顾不得一见而行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，难矣。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，不效愚忠。古之圣人将有为也，必先处晦而观明，处静而观动，则万物之情，毕陈于前。陛下圣智绝人，春秋鼎盛。臣愿虚心循理，一切未有所为，默观庶事之利害，与群臣之邪正。以三年为期，俟得其实，然后应物而作。使既作之后，天下无恨，陛下亦无悔。由此观之，陛下之有为，惟忧太蚤，不患稍迟，亦已明矣。臣恐急进好利之臣，辄劝陛下轻有改变，故进此说，敢望陛下留神，社稷宗庙之福，天下幸甚。”

　　定州军政坏驰，诸卫卒骄惰不教，军校蚕食其廪赐，前守不敢谁何。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，缮修营房，禁止饮博，军中衣食稍足，乃部勒战法，众皆畏伏。然诸校业业不安，有卒史以赃诉其长，轼曰：“此事吾自治则可，听汝告，军中乱矣。”立决配之，众乃定。会春大阅，将吏久废上下之分，轼命举旧典，帅常服出帐中，将吏戎服执事。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，耻之，称疾不至。轼召书吏使为奏，光祖惧而出，讫事，无一慢者。定人言：“自韩琦去后，不见此礼至今矣。”契丹久和，边兵不可用，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，以战射自卫，犹号精锐。故相庞籍守边，因俗立法。岁久法弛，又为保甲所挠。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，不报。

　　绍圣初，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，所作词命，以为讥斥先朝。遂以本官知英州，寻降一官，未至，贬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惠州安置。居三年，泊然无所蒂芥，人无贤愚，皆得其欢心。又贬琼州别驾，居昌化。昌化，故儋耳地，非人所居，药饵皆无有。初僦官屋以居，有司犹谓不可，轼遂买地筑室，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。独与幼子过处，著书以为乐，时时从其父老游，若将终身。微宗立，移廉州，改舒州团练副使，徒永州。更三大赦，遂提举玉局观，复朝奉郎。轼自元祐以来，未尝以岁课乞迁，故官止于此。建中靖国元年，卒于常州，年六十六。

　　轼与弟辙，师父洵为文，既而得之于天。尝自谓：“作文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。”虽嬉笑怒骂之辞，皆可书而诵之。其体浑涵光芒，雄视百代，有文章以来，盖亦鲜矣。洵晚读《易》，作《易传》未究，命轼述其志。轼成《易传》，复作《论语说》；后居海南，作《书传》；又有《东坡集》四十卷、《后集》二十卷、《奏议》十五卷、《内制》十卷、《外制》三卷、《和陶诗》四卷。一时文人如黄庭坚、晁补之、秦观、张耒、陈师道，举世未之识，轼待之如朋俦，未尝以师资自予也。

　　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，必以爱君为本，忠规谠论，挺挺大节，群臣无出其右。但为小人忌恶挤排，不使安于朝廷之上。

　　高宗即位，赠资政殿学士，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。又以其文置左右，读之终日忘倦，谓为文章之宗，亲制集赞，赐其曾孙峤。遂崇赠太师，谥文忠。轼三子：迈、迨、过，俱善为文。迈，驾部员外郎。迨，承务郎。过字叔党。轼知杭州，过年十九，以诗赋解两浙路，礼部试下。及轼为兵部尚书，任右承务郎。轼帅定武，谪知英州，贬惠州，迁儋耳，渐徙廉、永，独过侍之。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，一身百为，不知其难。初至海上，为文曰《志隐》，轼览之曰：“吾可以安于岛夷矣。”因命作《孔子弟子别传》，轼卒于常州，过葬轼汝州郏城小峨眉山，遂家颍昌，营湖阴水竹数亩，名曰小斜川，自号斜川居士。卒，年五十二。

　　初监太原府税，次知颍昌府郾城县，皆以法令罢。晚权通判中山府。有《斜川集》二十卷。其《思子台赋》、《飓风赋》早行于世。时称为“小坡”，盖以轼为“大坡”也。其叔辙每称过孝，以训宗族。且言：“吾兄远居海上，惟成就此儿能文也。”七子：籥、籍、节、笈、筚、笛、箾。论曰：苏轼自为童子时，士有传石介《庆历圣德诗》至蜀中者，轼历举诗中所言韩、富、杜、范诸贤以问其师。师怪而语之，则曰：“正欲识是诸人耳。”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。弱冠，父子兄弟至京师，一日而声名赫然，动于四方。既而登上第，擢词科，入掌书命，出典方州。器识之闳伟，议论之卓荦，文章之雄隽，政事之精明，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，而以迈往之气辅之。故意之所向，言足以达其有猷，行足以遂其有为。至于祸患之来，节义足以固其有守，皆志与气所为也。仁宗初读轼、辙制策，退而喜曰：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。”神宗尤爱其文，宫中读之，膳进忘食，称为天下奇才。二君皆有以知轼，而轼卒不得大用。一欧阳修先识之，其名遂与之齐，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，天下之至公也，相不相有命焉，呜呼！轼不得相，又岂非幸欤？或谓：“轼稍自韬戢，虽不获柄用，亦当免祸。”虽然，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，尚得为轼哉？

　　苏轼,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。宋代眉州（今四川省眉山市）人,是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画家。。父苏洵、弟苏辙都是著名古文学家，世称“三苏”。嘉祐进士，任凤翔府签判，主张改革弊政。神宗时反对变法，但在密州、徐州任上抗洪灭蝗，赈贫救孤、颇多政绩。后以“谤讪朝廷”贬黄州。哲宗时任翰林学士，出知杭、颍、扬、定四州。徽宗初遇赦召还。诗、词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学最高成就。

　　他的父亲苏洵，即是《三字经》里提到的“二十七，始发愤”的“苏老泉”。苏洵发愤虽晚，但用功甚勤。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，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。当然，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，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，更不能年未及冠即“学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”，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。

　　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，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。

　　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，以一篇《刑赏忠厚论》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，高中进士。

　　嘉祐六年(1061年)苏轼应中制科考试，即通常所谓“三年京察”，入第三等，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，丁忧扶丧归里。

　　熙宁二年（1069）服满还朝，仍授本职。

《大行太皇太后谥册文〈附进册文札子》苏辙

维元祐某年岁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，孝孙嗣皇帝臣某谨再拜稽首言曰：臣闻圣人之兴，默契天运。
昔真祖、仁祖之际，章献临御，岁周一纪，实能协和神人，以绥靖国家。
逮我圣考，蚤厌万国，惟末小子，未堪多难，则亦圣祖母躬受其艰，始终九年，臣民以宁，社稷以固。
欲报之德，未获其所。
惟周人以讳事神，以谥易名。
明诏圣德，以示后嗣，庶几不忘，世以为宪。
恭惟大行太皇太后，实天生德，作合皇祖，无私如天，溥爱如地，内自宫省之秘，外薄华戎之广，丕冒德泽，以生以成。
昔在景德，北戎弗若，时恻烈武，参定大计，师于澶渊，克遂有功，南北底定，垂九十年。
民获养生送死，功书鼎彝，泽加于后。
及我仁祖，将援宣孝，以奠天位，亦惟慈圣，实以従母。
先识潜德，宜于室家，施及朝廷。
元丰之末，天地震裂，疾方弥留。
群公卿士，拱手相视，罔知所措。
而大策中定，与天为谋。
肆时冲人，实主神器。
帷幄既施，号令时叙。
稽于众庶，庸一二老。
政无旧新，以便民为先；人无戚疏，以守正为用。
故士耻奇哀，民知向方。
耕田而食，遂底于今。
雨旸小愆，责躬菲食。
饥馑时告，振廪辍漕。
忧世之心，常若不及。
人赖其赐，神享其诚。
熏然和平，无大灾害。
间修咸平之政，大弛逋责，中外所释，以千万计。
饥寒者得以衣食，流散者得以安处，歌舞之音，流于四方。
辽人恃和，时肆猾奸。
一闻信义，敛然知畏，迄无一言之争。
夏人恃远，更出侵扰，一被恩德，屡畔仍屈，卒为乞盟之计。
虽燕处于中，实大乂于万邦，究观设施，莫见其朕。
惟约心以公，自二王一主，洎于外家，均遇以法，无侥幸之求。
处躬以俭，自饮食服器至于宫室，取足于用，无华靡之饰。
虽履大位以天下养，而岁月之奉，子弟之荐，犹视长乐之故。
是以贵戚近习，相视而愧，元臣耋老，闻风而叹。
不言而化成，不威而心服。
自三代、汉、唐，一人而已。
若夫先后旧仪，具在有司，每自抑畏，置而弗举。
受册之礼，当在文德也，而退即于崇政；明堂之贺，当在集英也，而仪止于东闱。
将成宣光，则原庙之设自处于治隆；将损任子，则族人之恩下比于列辟。
凡轻于约身，而重于违礼，推之庶政，盖有不可胜言者矣。
臣夙遭闵凶，未习师保之训，提携闵闵，若农之望岁，诱之以《诗》、《书》之乐，滋之以劝讲之良，示之以听纳之宽，导之以决断之明，久而弗忘，遂以成性。
方将率德以自广，致养以鞠，而命之弗知，哀恫邦国，临朝惘然，未知攸济。
易月之制，既弗敢违，因山之期，兹复以告。
是用博访于卿士，受命于祖宗，惟德之至，不可以名言；而功之隆，不可以数举。
敢因古人一惠之义，益以累朝四谥之法。
庶以尽子孙之诚，而慰海内之望。
谨遣摄太尉、右光禄大夫、守尚书左仆射、兼门下侍郎、上柱国、汲郡开国公、食邑六千三百户、食实封二千户臣吕大防，奉册宝上尊谥曰：“宣仁圣烈太皇太后。
”伏惟灵德在天，令名垂世，光配庙祐，贲于太史，没而不亡，永永无极。
於乎哀哉，谨言。

○附进谥册文札子

臣奉敕差撰大行太皇太后谥册文，并书谥册、谥宝者。
臣学以病衰，书无师法，受命震恐，久不成章。
然念顷自元祐之初，召还谏省，渐更侍従，复预丞弼，前后八载，未尝一日不在朝廷。
耳闻号令，目睹风化，躬侍帷幄，亲承德音，其于大行太皇太后圣德休功，实稍究万一。
况近者因禀呈谥法，复面承圣训，称道盛美，多昔所未闻。
虽文词鄙拙，不足以称陛下追崇圣母孝思罔极之怀，而直纪事实，略无一词稍涉虚美，施之四方，可以无愧。
其册文谨先缮写进呈。
谨进。

◆诏二首）

《改园陵为山陵手诏》苏辙

大行太皇太后受遗称制，保佑眇躬，勤劳九年，阜安四海。
大德未报，奄弃东朝。
布宣末命，中外悲怛。
永惟平日谦恭之至意，每避先后临御之常仪。
逮兹遗言，止以园陵为号，既非朕尊崇之本志，又失臣下爱戴之诚心。
宜诏有司，易园陵为山陵，余恭依遗诰。

《拟答西夏诏书》苏辙

鸿惟祖宗，兼复中外，眷尔西夏，号为父子之邦。
依我至仁，世享爵秩之赐。
虽叛服非一，而怀柔有常。
顷朕缵服之初，深示含容之意。
释其往事，加以新恩。
而册命之使方还，寇壤之兵已发。
将吏愤怒，卿士献言。
请兴问罪之师，以诘称乱之故。
朕念尔在位未久，势不自由。
有臣弗率，众则何咎？遂命戢兵以俟，寻亦款塞自归。
仍念兵祸以来，诸族咸弊。
是用弃四寨山川之广，畀每岁赉予之丰。
开怀不疑，施德过厚。
方画疆而会议，忽扫境以乘虚。
再犯誓言，专求小利。
罔念自焚之祸，屡出无名之师。
眷彼遗民，皆吾赤子。
姑敕边吏，止为保境之谋；亦许兵间，勿拒悔祸之请。
今观所奏，良副本心。
接刃之殃，非従我始。
来庭之顺，岂不尔容？然尚托词邻邦，失诚请之意。
多求边壤，非款伏之宜。
盖中国旧疆，西蕃故地。
已有前诏，不系可还。
况复本国前后背诞之余，难执向来委曲听従之命。
应今来所奏乞，除延州门寨，本非所赐，已指挥鄜延经略司依前后朝旨分画，及通远军定西城东北界见有汉蕃兵民住坐去处，已指挥熙河经略司，依前后朝旨，与夏国商量分画。
可差官前去熙州议定，其余并依所乞，仍候画界了日，依旧别进誓表，然后常贡岁赐，一切复初。
朕本推诚心，坦无疑间，虽经反复，犹示宽恩。
尚恪守于信言，庶永绥于蕃服。

◆策题二首）

《拟殿试策题〈元祐中准备〉》苏辙

皇帝若曰：朕奉承祖宗丕绪，上观三王，下览汉、唐，考其为治之实。
商、周之际，其政成于礼乐，而以法令辅之。
至于汉、唐，其术一出于政刑，礼乐虽设，而非其所以为治矣。
是以三代之盛，教化明于上，习俗成于下，后世有不能继者。
然其治乱盛衰，朕益有疑焉。
自三代圣贤之君没，而子孙陵替，亦与汉、唐无异，岂礼乐刑政之效，遂无以大相过耶？今自祖宗创业，积之百余年间，律令明具，公卿奉法，郡县循理，兵民安业，大盗不作，四夷驯服，求之前世，未有治安此其久也。
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绝汉、唐者，祖宗何术而臻此哉？虽然，朕夙夜东朝，祗服明训，居安虑危，若蹈泉谷。
永惟近岁之治，虽散利施惠以恤穷困，而民日益贫；虽勤身节用以阜财赋，而官日益匮。
役民之力，将以厚其财也，而民或告病；驭吏以宽，将以责其耻也，而吏滋不肃。
河决而西，导之使东，费不赀矣，而功不就；羌弱不振，招之使来，谋既久矣，而约不定。
此六者，皆今日之所当虑也。
子大夫明于古今，其讲之详矣。
恃祖宗磐石之固，而忽今日之患，则朕所不敢。
因今日之安，而推求祖宗致治之术，则士之所当知也。
其悉心以陈，勿畏勿疑。
朕将亲览，庶几有补焉。
朕惟天下之治，须才以济。
凡吾左右前后之臣，皆儒者也。
每三岁一举，所取必累数百，犹惧草野之中，耆旧好学之士有或遗焉而不用者，是以亲策于廷。
子大夫幼而习之，长而欲行之，阅天下之义理多矣。
凡平昔之所怀，而欲效之于上者，皆何事乎？朕既不敏不明，惟取士之道，未得其要。
今太学之士，动以千计，四选之士，员累数万，而临事须才，或患不足。
引而进之，则官冗于上；抑而排之，则士壅于下。
将制厥中，其道何由？子大夫身处其间，而有不知其说者乎？盖唐、虞稽古，建官惟百。
夏、商官倍，亦克用乂。
今设官之众，数倍于古，盖尚有可并省者矣。
古语有之：“省事不如省官。
”信如斯言，则士又何以处之？子大夫其推言本统，以开释朕意。

还朝，为御史中丞。
命由中出，宰相以下多不悦。
所荐御史，率以近格不用。
自元祐初，革新庶政，至是五年矣。
一时人心已定，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，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。
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二人尤畏之，皆持两端，为自全计，遂建言欲引用其党，以平旧怨，谓之“调停”。
宣仁后疑不决，辙于延和面论其非。
退，复再以札子论之。

其一曰：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，窃观圣意，似不以臣言为非者。
然天威咫尺，言词迫遽，有所不尽，退伏思念，若使邪正并进，皆得预闻国事，此治乱之几，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。
臣误蒙圣恩，典司邦宪。
臣而不言，谁当救其失者。
谨复稽之古今，考之圣贤之格言，莫不谓亲近君子，斥远小人，则人主尊荣，国家安乐。
疏外君子，进任小人，则人主忧辱，国家危殆。
此理之必然，非一人之私言也。
其于《周易》，所论尤详，皆以君子在内，小人在外，为天地之常理，小人在内，君子在外，为阴阳之逆节。
故一阳在下，其卦为《复》；二阳在下，其卦为《临》。
阳虽未盛，而居中得地，圣人知其有可进之道。
一阴在下，其卦为《姤》；二阴在下，其卦为《遁》。
阴虽未壮，而圣人知其有可畏之渐。
若夫居天地之正，得阴阳之和者，惟《泰》而已。
《泰》之为象，三阳在内，三阴在外。
君子既得其位，可以有为，小人奠居于外，安而无怨，故圣人名之曰“泰”。
《泰》之言安也，言惟此可以久安也。
方泰之时，若君子能保其位，外安小人，使无失其所，则天下之安，未有艾也。
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，使之在外而不安，则势将必至于反复。
故《泰》之九三曰：“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。
”窃惟圣人之戒，深切详尽，所以诲人者至矣。
独未闻以小人在外，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，以自遗患者也。
故臣前所上札子，亦以谓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，至于牧守四方，奔走庶务，各随所长，无所偏废。
宠禄恩赐，彼此如一，无一可指，如此而已。
若遂引而置之于内，是犹畏盗贼之欲得财，而导之于寝室，知虎豹之欲食肉，而开之以坰牧。
天下无此理也。
且君子小人，势同冰炭，同处必争。
一争之后，小人必胜，君子必败。
何者？小人贪利忍耻，击之难去，君子洁身重义，知道之不行，必先引退。
故古语曰：“一薰一莸，十年尚犹有臭。
”盖谓此矣。
先帝以聪明圣智之资，疾颓靡之俗，将以纲纪四方，追迹三代。
今观其设意，本非汉、唐之君所能仿佛也。
而一时臣佐，不能将顺圣德，造作诸法，率皆民所不悦。
及二圣临御，因民所愿，取而更之，上下欣慰。
当此之际，先朝用事之臣，皆布列于朝。
自知上逆天意，下失民心，彷徨踧，若无所措。
朝廷虽不加斥逐，其势亦自不能复留矣。
尚赖二圣慈仁，不加谴责，而宥之于外，盖已厚矣。
今者政令已孚，事势大定，而议者惑于浮说，乃欲招而纳之，与之共事，欲以此“调停”其党。
臣谓此人若返，岂肯徒然而已哉！必将戕害正人，渐复旧事，以快私忿。
人臣被祸，盖不足言，臣所惜者，祖宗朝廷也。
盖自熙宁以来。
小人执柄二十年矣，建立党与，布满中外，一旦失势，晞觊者多。
是以创造语言，动摇贵近，协之以祸，诱之以利，何所不至。
臣虽未闻其言，而概可料矣。
闻者若又不加审察，遽以为然，岂不过甚矣哉！臣闻管仲治齐，夺伯氏骈邑三百，饭蔬食，没齿无怨言。
诸葛亮治蜀，废廖立、李严为民，徙之边远，久而不召。
及亮死，二人皆垂泣思亮。
夫骈、立、严三人者，皆齐、蜀之贵臣也。
管、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，而使之无怨者，非有他也，赏罚必公，举措必当，国人皆知所与之非私，而所夺之非怨，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。
今臣窃观朝廷用舍施设之间，其不合人心者，尚不为少，彼既中怀不悦，则其不服固宜。
今乃直欲招而纳之，以平其隙，臣未见其可也。
《诗》曰：“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。
”陛下诚以异同反复为忧，惟当久任才性忠良、识虑明审之士，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，虽未及皋陶、伊尹，而不仁之人知自远矣。
惟陛下断自圣心，不为流言所惑，毋使小人一进，后有噬脐之悔，则天下幸甚。
臣既待罪执法，若见用人之失，理无不言，言之不従，理不徒止。
如此则异同之迹，益复著明。
不若陛下早发英断，使彼此泯然无迹。
可见之为善也。
奏入，宣仁后命宰执于廉前读之，仍谕之曰：“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，其言极中理。
”诸公相従和之。
自此参用邪正之说衰矣。
辙复奏曰：斋

圣人之德，莫如至诚。
至诚之功，存于不息，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，则天地可动，金石可移，况于斯人，谁则不服？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、皇帝陛下，随时驰张，改革弊事，因民所恶，屏去小人。
天下本无异心，群党自作浮议。
近者德音一发，众心涣然，正直有依，人知所向。
惟二圣不移此意，则天下谁敢不然？卫多君子，而乱不生，汉用汲黯，而叛者寝。
苟存至诚不息之意，自是太平可久之功。
此实社稷之福，天下之幸也。
然臣以谓昔所柄任，其徒实繁，布列中外，岂免窥伺？若朝廷施设必当，则此辈觊望自消。
昔田Ｓ〗蚡为相，所为贪鄙，则窦婴、灌夫睥睨宫禁。
诸葛亮治蜀，行法廉平，则廖立、李严虽流徙边郡，终身无怨。
此则保国宁人之要术，自古圣贤之所共由者也。
臣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，而祖宗纲纪具在，州郡民物粗安。
若大臣正己平心，无生事要功之意，因弊修法，为安民靖国之术，则人心自定，虽有异党，谁不归心。
向者异同反复之心，盖亦不足虑矣。
但患朝廷举事，类不审详。
曩者，黄河北流，正得水性，而水官穿凿，欲导之使东，移下就高，汩五行之理。
及陛下遣官按视，知不可为，犹或固执不従。
经今累岁，回河虽罢，减水尚存，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。
今者西夏、青唐，外皆臣顺，朝廷招来之厚，惟恐失之。
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，以侵其膏腴；议纳醇忠，以夺其节铖。
功未可觊，争已先形。
朝廷虽知其非，终不明白处置，若遂养成边衅，关陕岂复安居？如此二事，则臣所谓宜正已平心，无生事要功之意者也。
昔嘉祐以前，乡差衙前，民间常有破产之患。
熙宁以后，出卖坊场以雇衙前，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。
及元祐之初，务于复旧，一例复差。
官收坊场之钱，民出衙前之费，四方惊顾，众议沸腾。
寻知不可，旋又复雇。
雇法有所未尽，但当随事修完。
而去年之秋，复行差法。
虽存雇法，先许得差。
州县官吏利在起动人户，以差为便。
差法一行，即时差足，雇法虽在，谁复肯行。
臣顷奉使契丹，河北官吏皆为臣言：“岂朝廷欲将卖坊场钱别作支费耶。
不然，何故惜此钱而不用，竭民力以供官。
”此声四驰，为损非细。
又熙宁雇役之法，三等人户并出役钱，上户以家产高强，出钱无艺，下户昔不充役，亦遣出钱。
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。
至于中等，昔既已自差役，今又出钱不多，雇法之行，最为其便。
及元祐罢行雇法，上下二等，欣跃可知，唯是中等则反为害。
臣请且借畿内为比，则其余可知矣。
畿县中等之家，例出役钱三贯，若经十年，为钱三十贯而已。
今差法既行，诸县手力，最为轻役；农民在官，日使百钱，最为轻费，钱一岁之用，已为三十六贯。
二年役满，为费七十余贯。
罢役而归，宽乡得闲三年，狭乡不及一岁。
以此较之，则差役五年之费，倍于雇役十年。
赋役所出，多在中等，如此安得民间不以今法为害而熙宁为利乎。
然朝廷之法，官户等六色役钱，只得支雇役人。
不及三年，处州役而不及县役，宽剩役钱，只得通融邻路邻州，而不及邻县。
人户愿出钱雇人充役者，只得自雇，而官不为雇。
如此之类，条目不便者非一，故天下皆思雇役，而厌差役，今五年矣。
如此二事，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，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。
臣以闻见浅狭，不能尽知当今得失。
然四事不去，如臣等辈犹知其非，而况于心怀异同、志在反复、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。
臣恐如此四事，彼已默识于心，多造谤议，待时而发，以摇撼众听矣。
伏乞宣谕宰执，事有失当，改之勿疑，法或未完，修之无倦。
苟民心既得，则异议自消。
陛下端拱以享承平，大臣逡巡以安富贵，海内蒙福，上下所同，岂不休哉。
然大臣怙权耻过，终莫肯改。
比辙为执政，三省又奏除李清臣为吏部尚书，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进呈，不允。
祖禹执奏如初，左正言姚勔亦言不当，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。
辙谓诸公：“且候邦直命下，然后议此，如何？”皆不应。
及帘前，微仲奏：“诸部久阙尚书，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，又不可阙官，须至用前执政。
”上有黾俯従之之意，辙奏：“前日除李清臣，给谏纷然争之未定。
今又用宗孟，恐不便。
”宜仁后曰：“奈阙官何？”辙曰：“尚书阙官已数年，何尝阙事？今日用此二人，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。
此三人者，非有大恶，但昔与王珪、蔡确辈并进，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。
见今尚书共阙四人，若并用似此四人，使互进党类，气势一合，非独臣等耐何不得，亦恐朝廷难耐何矣！且朝廷只贵安静，如此用人，台谏安得不言？臣恐自此闹矣。
”宣仁后曰：“信然，不如且静。
”诸公遂卷除目持下。
辙又奏：“臣去年初作中丞，首论此事，圣意似以臣言为然。
今未及一年，备位于此，若遂不言，实恐陛下怪臣前后异同。
”上曰：“然。
”乃退。
六年春，诏除尚书右丞，辙上言：“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，薄祐早孤。
凡臣之宦学，皆兄所成就。
今臣蒙恩与闻国政，而兄适亦召还，本除吏部尚书，复以臣故，改翰林承旨。
臣之私意，尤不遑安，况兄轼文学政事，皆出臣上。
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，只乞寝臣新命，得与兄同备従官，竭力图报，亦未必无补也。
”不听。
逾年迁门下侍郎。
时吕微仲与刘莘老为左右相。
微仲直而暗，莘老曲意事之，事皆决于微仲。
惟进退士大夫，莘老阴窃其柄，微仲不悟也。
辙居其间，迹危甚。
莘老昔为中司，台中旧僚，多为之用，前后非意见攻。
宣仁后觉之，莘老既以罪去，微仲知辙无他，有相安之意，然其为人则如故，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，至今愧之。
盖是时所争议，大者有二：其一，西边事。
其二，黄河事。
初，夏人来贺登极，相继求和，且议地界。
朝廷许之，本约地界已定，然后付以岁赐。
久之，议不决。
明年，夏人多保忠以兵袭泾原，杀掠弓箭手数千人而去。
朝廷隐忍不问，即遣使往赐策命。
夏人受礼倨慢，以地界为词，不复入谢，且再犯泾原。
四年，乃复来贺坤成，且议地界。
朝廷急于招纳，疆议未定，先以岁赐予之。
寻觉不便，乃于疆事多方侵求，不守定约。
而熙河将佐范育、种谊等，又背约侵筑质孤、胜如二堡，夏人随即平汤。
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，又擅招蕃部千余人。
朝廷却而不受，西边骚然。
辙力言其非，乞罢育、谊，更择老将以守熙河，宣仁后深以为是，而大臣主之。
辙面奏：“此辈皆大臣亲旧，不忍坏其资任，虽其同列，亦不敢异议。
陛下独不见黄河事乎？当时德音宣谕，至深至切，然非大臣意，至今不了。
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。
人臣虽明见是非，而力所不加，须至且止。
人主于事，不知则已，知而不得行，则事权去矣。
臣今言此，盖欲陛下收揽威柄，以正君臣之分而已。
若专听其所为，不以渐制之，及其太甚，必加之罪，只如韩维专恣太甚，范纯仁阿私太甚，皆不免逐去。
事至如此，岂朝廷美事？故臣之意，盖欲保全大臣，非欲害之也。
”宣仁后极以为然，而不能用。
六年六月，熙河奏：“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上，挑掘所争崖巉，杀人三日而退。
乞因其退军未能复出，急移近里堡寨，于界上修筑，乘利而往，不须复守诚信。
”诸公会议都堂，辙谓微仲：“今欲议此事，当先定议，欲用兵耶，不用兵耶？”微仲曰：“如合用兵，亦不得不用。
”辙曰：“凡欲用兵，先论理之曲直。
我若不直，则兵决不当用。
朝廷顷与夏人商量地界，欲用庆历旧例，以汉蕃见今住坐处当中为界，此理最为简直。
夏人不従，朝廷遂不固执。
盖朝廷临事，常患先易后难，此所谓先易者也。
既而许于非所赐城寨，依绥州例，以二十里为界，十里为堡铺，十里为草地。
〈非所赐城寨，指谓延州、塞门、义合、石州、吴堡、兰州诸城寨，通远军定西城〉要约才定，朝廷又要于两寨界首相望侵系蕃地，一抹取直，夏人黾俯见従。
要约未定，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，通前三十里，夏人亦又见许。
凡此所谓后难者也。
今者又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相望，一抹取直，所侵蕃地凡百数十里。
陇诺，祖宗旧疆，岂所谓非所赐城寨耶？此则不直，致寇之大者也。
今虽欲不顾曲直，一面用兵，不知二圣谓何？”莘老曰：“持不用兵之说虽美，然事有须用兵者，亦不可固执。
”辙曰：“相公必欲用兵，须道理十全。
敌人横来相加，势不得已，然后可耳。
今吾不直如此，兵起之后，兵连祸结，三五年不得休，将奈何？”诸公乃许不従熙河之计。
明日，面奏之，辙曰：“夏人引兵十万，直压熙河境上，不于他处作过，专于所争处杀人、掘崖巉，此意可见。
此非西人之非，皆朝廷不直之故。
”微仲曰：“朝廷指挥，亦不至大段不直。
”辙曰：“熙河帅臣，辄敢生事奏乞，不守诚信。
乘夏人抽兵之际，移筑堡寨。
臣以为方今堡寨虽或可筑，至秋深马肥，夏人能复引大兵来争此否？”诸人皆言：“今已不许之矣。
”辙曰：“臣欲诘责帅臣耳，若不加诘责，或再有陈乞。
”诸人皆曰：“俟其再乞，诘责未晚。
”宣仁后曰：“边防忌生事，早与约束。
”诸人乃听。
已而兰州又以远探为名，深入西界，杀十余人。
辙曰：“边臣贪功生事，不足以示威，徒足以败坏疆议，理须戒敕。
”不听。
既又以防护打草为名，杀六七人，生擒九人。
微仲知不便，欲送还生口，因奏其事。
辙曰：“边臣贪冒小胜，不顾大计，极害事。
今送还九人，甚善。
可遂戒敕边臣。
”微仲不欲，曰：“近日延安将副李仪等深入陷没，已责降一行人，足以为戒。
”辙曰：“李仪深入，以败事被责。
兰州深入得功，若不戒敕，将谓朝廷责其败事，而喜其得功也。
”宣仁后曰：“然。
”乃加戒敕。
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东，朝廷乃议绝岁赐，禁和市，使沿边诸路为浅攻计，命熙河进筑定远城。
夏人不能争。
未几，复大入环庆，复议使熙河进筑汝遮。
中书侍郎范子功独不可。
辙度其意，昔延安帅臣赵卨，范氏姻家也。
方议地界，以绥州二十里为例，议出于卨。
熙河斥其不可。
议久不决，而卨死，故子功持之。
辙谓之曰：“绥州旧例施于延安可耳，熙河远者或至七八十里，其不従宜矣。
方论国事，亲旧得失，不宜置胸中也。
”众皆称善，而子功悻然不服。
会西人乞和，议遂不成。
未几，右相苏子容以事去位。
子功以同省得罪，因遂其请，实以汝遮故也。
辙自为谏官，论黄河东流之害。
及为执法，最后论三事：其一，存东岸清丰口；其二，存西岸披滩水口；其三，除去西岸激水锯牙。
朝廷以付河北监司，惟以锯牙为不可去。
辙于殿庐中，与微仲论之。
微仲曰：“无锯牙，则水不东。
水不东，则北流必有患。
”辙曰：“然北京百万生灵，岁有决溺之忧，何以救之？且分水东入故道，见今淤合者多矣，分水之利亦自不复能久。
若俟涨水已过，尽力修完北流堤防，使足胜涨水之暴，然后撤去锯牙，免北京危急，此实利也。
”莘老曰：“河北监司不如此言，奈何？”辙曰：“公岂不知外官多所观望耶？”微仲曰：“河事至大，难以臆断。
”辙曰：“彼此皆非目见，当以公议参之耳。
”及至上前，二相皆以分水为便。
辙具奏前语，且曰：“必欲重慎，候涨水过，故道增淤，即并力修完北堤，然后撤去锯牙，庶几可也。
”近至都堂，二相遽批圣语曰：“依都水监所定。
”辙语堂吏，适所奏不然。
莘老失措，微仲知不可，乃曰：“明日别议。
”卒改批“不得添展”乃已。
八年正月，都水吴安持乞于北流作软堰，定河流以免淤填，时微仲在告。
辙奏曰：“先帝因河决大吴，导之北流，已得水性，惟堤防未完，每岁不免决溢，此本黄河常事耳。
是时北京之南，黄河西岸，有阚村、樊村等三斗门，遇河水泛溢，即开此三门，分水北行于无人之地，至北京北，合入大河，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。
自数年来，大臣创议回河，水官王孝先、吴安持等，即塞此三门，贴筑西堤，又作锯牙马头，约水向东，直过北京之上，故北京连年告急。
然约水既久，东流遂多于往岁。
盖分流有利有害。
秋水泛涨，分入两流，暂时且免决溢，此分水之利也；河水重浊，缓则生淤，既分为二，不得不缓，故今日北流淤塞，此分水之害也。
然将来涨水之后河流东、北盖未可知，臣等昨于都堂问吴安持，安持亦言：‘去年河水自东，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？’”宣仁后笑曰：“水官尚作此言，况他人乎！”辙又奏曰：“臣今但欲徐观夏秋河势所向。
水若东流，则北流不塞，自当淤断；水若北流，则北河如旧，自可容纳。
似此处置，安多危少，行之无疑。
若行险徼幸，万一成功，如水官之意，臣不敢従也。
乞先令安持等结罪保明河流所向，及软堰既成有无填塞河道致将来之患，然后遣使按行，具可否利害。
”后复笑曰：“若令结罪，必谓执政协持之，且水官犹不保河之东、北，况使者暂往乎？姑别议之可也。
”二月，微仲乃朝，辙具以前语谕之。
微仲口虽不伏，而意甚屈。
曰：“软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，更行相度。
”辙曰：“如此终非究竟，必欲且尔亦可。
”八日，辙方在式假，三省得旨批曰：“依水监所奏，下手日具功料取旨。
”辙以非商量本意，以札子论之。
微仲即日在告。
十二日，辙入对奏曰：“自去年十一月后来，至今百日间耳。
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，摇撼朝廷。
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，先乞一面措置河事。
旧法，马头不得增损。
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，即指挥除两河门外，许一面措置。
安持奸意既露，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緷，约令北流入东。
即令转运司同监视，不得过所乞緷数。
安持奸意复露。
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。
臣知安持意在回河，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。
安持计穷。
第四次即乞作软堰。
凡安持四次擘画，皆回河意耳。
臣昨已令中书工房问水监两事：其一，勘会北流元祐二年河门元阔几里？逐年开排，直至去年，只阔三百二十步，有何缘故？其二，勘会东流河门见阔几步？每年涨水东出，水面南北阔几里？南面有无堤岸？北京顺水堤不没者几尺？将来北流若果淤断，涨水东行，系合并北流多少分数？有无包畜不定？今两问犹未答，便即施行，实太草草。
”后嗟叹久之，深以所言为然。
二十四日，与微仲同进呈，微仲曰：“苏辙所议河事，今软堰已不可作，无可施行。
”辙曰：“软堰本自不可作，然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，动爷听，若令依旧供职，病根不去，河朔被害无已。
”微仲曰：“水官弄泥弄水，别用好人不得，所以且用安持。
”辙曰：“水官职事不轻，奈何以小人主之？《易》曰：‘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
’未闻小人有可用之地也。
”此后是非终不能决，会宣仁晏驾。
九年正月，安持奏乞塞梁村口，缕张包口，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。
八日，辙以祈谷宿斋三省，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。
时微仲为山陵使，行有日矣。
辙见之待漏，语及河事。
微仲直视曰：“此大事，不可不慎。
”辙曰：“诚然，公亦宜慎之。
”时范尧夫为右相，旧不直东流。
辙告之曰：“当与微仲议定，乃令西去。
”尧夫曰：“命已下，奈何？”辙曰：“事有理，谁敢不従？”议于皇仪门外，再降指挥，使都水与本路安抚提转同议，可即施行，有异议，亟以闻。
尧夫自外来，始意辙与微仲比。
及此，大相信服。
既而安抚许冲元，乞候过涨水，因河所向，闭所不行口。
尧夫奏，乞令许将与吴安持同议，一面施行。
辙曰：“河势难定，恐须令诸司共议，乃得共实。
”上以为然。
既行，上特宣喻曰：“河事不小，可遣两制以上二人，按行相度。
”尧夫曰：“河役已起，方议遣官，恐稽留役事。
”上曰：“但使议论得实，虽迟一年何损？”乃遣中书舍人吕希纯、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视之，二人归，极以北流为便，方施行，枢密签书刘仲冯援旧例，乞与河议。
仲冯本文潞公、吴冲卿门下士也，其言纷然，吕、井之议遂格，而辙亦以罪见逐，于是河流遂东。
凡七年，而后北流复通。
微仲之在陵下也，尧夫奏乞除执政，上即用李邦直为中书侍郎，邓圣求为尚书石丞。
三人久在外，不得志，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，邦直尤力。
旧法，母后之家，十年一奏门客。
时皇太妃之兄朱伯材，以门客奏徐州富人窦氏，尧夫无以裁之。
一日日中，请辙于都堂与邦直议之，辙曰：“上始亲政，皇太妃閤中事，当遍议之，车服仪制，已付礼部矣。
皇太后月费，尚书省已奏，乞依太皇太后矣。
皇太妃宜付户部议定，至于奏荐，亦当议，有所予，付吏部可也。
凡事付有司，必以法裁处。
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后行，于体为便。
”明日，奏之，上曰：“月费俟内中批出，奏荐，皇太后家减二年，皇太妃十年。
”议已定，邦直独曰：“此可为后法，今姑予之可也。
”上従之。
邦直之附会类如此。
会廷策进士，邦直撰策题，即为邪说，以扇惑群听。
辙论之曰：斋

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，有欲复熙宁、元丰故事之意。
臣备位执政，不敢不言。
然臣窃料陛下，本无此心，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，不复深究是非，远虚安危，故劝陛下复行此事。
此所谓小人之爱君，取快于一时，非忠臣之爱君，以安社稷为悦者也。
臣窃观神宗皇帝，以天纵之才，行大有为之志，其所施设，度越前古，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。
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：先帝在位近二十年，而终身不受尊号。
裁损宗室，恩止袒免，减朝廷无穷之费。
出卖坊场，雇募衙前，免民间破家之患，罢黜诸科诵数之学，训练诸将慵惰之兵，置寄禄之官，复六曹之旧，严重禄之法，禁交谒之私。
行浅攻之策，以制西戎，收六色之钱，以宽杂役。
凡如此类，皆先帝之睿算，有利无害，而元祐以来，上下奉行，未尝失坠者也。
至于其他，事有失当，何世无之？父作之于前，子救之于后，前后相济，此则圣人之孝也。
汉武帝外事四夷，内兴宫室，财用匮竭，于是修盐铁、榷酤、均输之政，民不堪命，几至大乱。
昭帝委任霍光，罢去烦苛，汉室乃定。
光武、显宗以察为明，以谶决事，天下恐惧，人怀不安。
章帝即位，深鉴其失，代之以宽厚、恺弟之政，后世称焉。
及我本朝，真宗皇帝右文偃革，号称太平，群臣因其极盛，为天书之说。
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，揽大臣之议，藏书梓宫，以泯其迹；仁宗听政，亦绝口不言。
天下至今韪之。
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，大臣过计，创濮庙之议，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。
及先帝嗣位，或请复举其事，寝而不答，遂以安静。
夫以汉昭、章之贤，与吾仁宗、神宗之圣，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！盖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。
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，而父祖不失圣明之称，此真明君之所务，不可与流俗议也。
臣不胜区区，愿陛下反复臣言，慎勿轻事改易。
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，擢任累岁不用之人，人怀私忿，而以先帝为词，则大事去矣。
奏入不报，再以札子面论之，上不悦。
李、邓従而媒蘖之，乃以本官出知汝州。
居数月，元丰诸人皆会于朝，再谪知袁州。
未至，降授朝议大夫，分司南京，筠州居住。
居三年，责授化州别驾，雷州安置。
未期年，或言方南行，兄弟相遇中涂，赁富民屋以居，复移循州。
今上即位，大臣犹不悦，徙居永州。
皇子生，复徙岳州。
已乃复旧官，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。
有田在颍川，乃即居焉。
居二年，朝廷易相，复降授朝请大夫，罢祠宫。
凡居筠、雷、循七年，居许六年，杜门复理旧学，于是《诗》、《春秋传》、《老子解》、《古史》四书皆成。
尝抚卷而叹，自谓得圣贤之遗意。
缮书而藏之，顾谓诸子：“今世已矣，后有达者，必有取焉耳。
”家本眉山，贫不能归，遂筑室于许。
先君之葬在眉山之东，昔尝约祔于其廋，虽远不忍负也，以是累诸子矣。
予居颍川六年，岁在丙戌，秋九月，阅箧中旧书，得平生所为，惜其久而忘之也，乃作《颍滨遗老传》，凡万余言。
已而自笑曰：“此世间得失耳，何足以语达人哉！”昔予年四十有二，始居高安，与一二衲僧游，听其言，知万法皆空，惟有此心不生不灭。
以此居富贵、处贫贱二十余年，而心未尝动，然犹未睹夫实相也。
及读《楞严》，以六求一，以一除六，至于一六兼忘，虽践诸相，皆无所碍，乃油然而笑曰：“此岂实相也哉！夫一犹可忘，而况《遗老传》乎？虽取而焚之可也。
”

颍滨遗老姓苏氏，名辙，字子由。
父曰眉山先生，隐居不出，老而以文名天下，天下所谓老苏者也。
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独步当世，见先生而叹曰：“予阅文士多矣，独喜尹师鲁、石守道，然意常有所未足。
今见君之文，予意足矣。
”先生既不用于世，有子轼、辙，以所学授之，曰：“是庶几能明吾学者。
”母成国太夫人程氏，亦好读书，明识过人，志节凛然，每语其家人：“二子必不负吾志。
”辙年十九举进士，释褐。
二十三举直言，仁宗亲策之于廷。
时上春秋高，始倦于勤。
辙因所问，极言得失，曰：知

“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，平居静虑，亦尝有忧于此乎？无忧于此乎？臣伏读制策，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。
然臣愚不敏，窃意陛下有其言矣，未有其实也。
往者宝元、庆历之间，西羌作难，陛下昼不安坐，夜不安席，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。
然自西方解兵，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。
古之圣人，无事则深忧，有事则不惧。
夫无事而深忧者，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。
今陛下无事则不忧，有事则大惧，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。
臣疏远屑，闻之道路，不知信否。
近岁以来，宫中贵姬至以千数，歌舞饮酒，优笑无度，坐朝不闻咨谟，便殿无所顾问。
三代之衰，汉、唐之季，女宠之害，陛下亦知之矣。
久而不止，百蠹将由之而出。
内则蛊惑之所污，以伤和伐性；外则私谒之所乱，以败政害事。
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。
今海内穷困，生民愁苦，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，所欲则给，不问有无。
司会不敢争，大臣不敢谏，执契持敕，迅若兵火。
国家内有养士、养兵之费，外有北狄、西戎之奉，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。
臣恐陛下以此得谤，而民心不归也。
策入，辙自谓必见黜。
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，范景仁难之。
蔡君谟曰：“吾三司使也。
司会之言，吾愧之而不敢怨。
”惟胡武平以为不逊，力谓黜之。
上不许，曰：“以直言召人，而以直弃之，天下谓我何？”宰相不得已，置之下第，除商州军事推官。
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，比之谷永，不肯撰词。
宰相韩魏公哂曰：“此人策语，谓宰相不足用，欲得娄师德，郝处俊而用之。
尚以谷永疑之乎？”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，知其不然，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。
谏官杨乐道见上曰：“苏辙，臣所荐也。
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，盛德之事也，乞宣付史馆。
”上悦，従之。
是时先君被命修《礼书》，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，傍无侍子。
辙乃奏乞养亲。
三年，子瞻解还，辙始求为大名推官。
逾年，先君捐馆舍。
及除丧，神宗嗣位既三年矣，求治甚急。
辙以书言事，即日召对延和殿。
时王介甫新得幸，以执政领三司条例。
上以辙为之属，不敢辞。
介甫急于财利，而不知本，吕惠卿为之谋主。
辙议事多牾。
一日，介甫出一卷书曰：“此青苗法也。
诸君熟议之。
有不便，以告勿疑，”他日，辙告之曰：“以钱贷民，使出息二分，本以救民之困，非为利也。
然出纳之际，吏缘为奸，虽有法不能禁。
钱入民手，虽良民不免理费用。
及其纳钱，虽富民不免违限。
如此，则鞭箠必用，州县事不胜烦矣。
唐刘晏掌国计，未尝有所假贷。
有尤之者，晏曰：‘使民侥幸得钱，非国之福；使吏倚法督责，非民之便。
吾虽未尝假贷，而四方丰凶贵贱，知之未尝逾时。
有贱必籴，有贵必粜，以此四方无甚贵、甚贱之病，安用贷为？’晏之所言，则汉常平法耳。
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，公诚有意于民，举而行之，刘晏之功可立竣也。
”介甫曰：“君言有理，当徐议行之。
后有异论，幸勿相外也。
”自此逾月不言青苗。
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召议事。
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，行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，春散秋敛，与介甫意合，即谓而施之河北。
自此青苗法遂行于四方。
初，陈阳叔以枢密副使与介甫共事，二人操术不同。
介甫所唱，阳叔不深和也。
既召谢卿材、侯叔献、陈知俭、王广廉、王子韶、程颢、卢秉、王汝翼等八人，欲遣之四方，搜访遗利。
中外传笑，知所遣必生事迎合，然莫敢言者。
辙求见阳叔。
阳叔逆问：“君独来见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有疑欲问公耳。
近日召八人者，欲遣往诸路，不审公既知利害所在，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实之耶，其亦未知其实、漫遣出外、网捕诸事也？”阳叔曰：“君意谓如何”？对曰：“昔嘉祐末，遣使宽恤诸路，事无所指，行者各务生事。
既还奏，例多难行，为天下笑。
今何以异此？”阳叔曰：“吾昔奉敕看详宽恤等事，如范尧夫辈所请，多中理。
”对曰：“今所遣如尧夫者有几？”阳叔曰：“所遣果贤，将不肯行，君无过忧。
”对曰：“公诚知遣使之不便，而恃遣者之不行，何如？”阳叔曰：“君姑退，得徐思之。
”后数日，阳叔召属官于密院言曰：“上即位之初，命天下监司具本路利害以闻，至今未上。
今当遣使，宜得此以议，可草一札子，乞催之。
”惠卿觉非党中意，不乐，漫具草，无益也。
辙知力不能救，以书抵介甫、阳叔，指陈其决不可者，且请补外。
介甫大怒，将见加以罪。
阳叔止之，奏除河南推官。
会张文定知淮阳，以学官见辟，従之三年，授齐州掌书记。
复三年，改著作佐郎。
复従文定签书南京判官。
居二年，子瞻以诗得罪，辙従坐，谪监筠州盐酒税，五年不得调。
平生好读《诗》、《春秋》，病先儒多夫其旨，欲更为之传。
老子书与佛法大类，而世不知，亦欲为之注。
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记五帝三代，不务推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而以世俗杂说乱之，记战国事，多断缺不完，欲更为《古史》。
功未及究，移和歙绩溪。
始至，而奉神宗遗制，居半年，除秘书省校书郎。
明年，至京师，除右司谏。
宣仁后临朝，用司马君实、吕晦叔等，欲革弊事，旧相蔡确、韩缜，枢密使章惇皆在位，窥伺得失，中外忧之。
辙言曰：古

先帝临御仅二十年，厉精政事，变更法度，将以力致太平，追复三代，是以擢任臣庶，多自屑致位公相。
用人之速，近世无与比者。
究观圣意，本欲求贤自助，以利安生民，为社稷长久之计，岂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、出入唯唯、危而不持、颠而不扶、窃取利禄以养妻子而已哉！然自法行以来，民力凋弊，海内愁怨。
先帝晚年，寝疾弥留，照知前事之失，亲发德音，将洗心自新，以合天意，而此志不遂，奄弃万国。
天下闻之，知前日弊事，皆先帝之所欲改，思慕圣德，继之以泣。
是以皇帝践祚，圣母临政，奉承遗旨，罢导洛，废市易，损青苗，止助役，宽保甲，免买马，放修城池之役，复茶盐铁之旧，黜吴居厚、吕孝廉、宋用臣、贾青、王子京、张诚一、吕嘉问、蹇周辅等。
命令所至，细民鼓舞相贺。
臣愚不知朝廷以为凡此谁之罪也？上则大臣蔽塞聪明，逢君之恶；下则屑贪冒荣利，奔竞无耻。
二者均皆有罪，则大臣以任重责重，屑以任轻责轻，虽三尺童子所共知也。
今朝廷既已罢黜屑，至于大臣，则因而任之，将复使燮和阴阳，陶冶民物，臣窃惑矣。
窃惟朝廷之意，将以体貌大臣，待其愧耻自去，以全国体。
今确等自山陵以后，犹偃然在职，不肯引咎辞位以谢天下。
谨案确等受恩最深，任事最久，据位最尊，获罪最重，而有靦面目，曾不知愧。
确等诚以昔之所行为是耶，则今日安得不争？以昔之所行为非耶，则昔日安得不言？穷究其心，所以安而不去者，盖以为是皆先帝所为，而非吾过也。
夫为大臣，忘君徇己，不以身任罪戾，而归咎先帝，不忠不孝，宁有过此？臣窃不忍千载之后书之简策。
大臣既自处无过之地，则先帝独被恶名。
此臣所以痛心疾首，当食不饱，至于涕泗之横流也。
陛下何不正其罪名，上以为先帝分谤，下以慰臣子之意。
今独以法绳治屑，而置确等，大则无以显扬圣考之遗意，小则无以安反侧之心。
故臣窃谓大臣诚退，则屑非建议造事之人，可一切不治，使得革面従君，竭力自效，以洗前恶。
伏乞出臣此章，宣示确等，使自处进退之分。
臣虽万死不恨也。
三人竟皆逐去，然卒不以其前后反复归咎先帝罪之，世以为恨。
吕惠卿始谄事介甫，倡行虐政，以害天下，其后势钧力抗，则倾陷介甫，甚于仇雠，世尤恶之。
时惠卿自知罪大，乞宫观自便，不预贬窜。
辙具疏其奸，请加深谴，乃以散官安置建州，天下韪之。
司马君实既以清德雅望专任朝政，然其为人不达吏事，知雇役之害，欲复行差役，不知差雇之弊，其实相半，讲之未详，而欲一旦复之。
民始闻而喜，徐而疑惧，君实不信也。
王介甫以其私说为《诗书新义》以考试天下士，学者病之。
君实改为新格，而势亦难行。
方议未定，辙言：“自罢差役，至今仅二十年，吏民皆未习惯。
况役法关涉众事，根牙磐错，行之徐缓，乃得审详。
若不穷究首尾，匆遽便行，恐既行之后，别生诸弊。
今州县役钱，例有积年宽剩，大约足支数年，若且依旧雇役，尽今年而止。
催督有司审议差役，趁今冬成法，来年役使乡户。
但使既行之后，无复人言，则进退皆便。
”又言：“进士来年秋试，日月无几，而议不时决，传闻四方，不免惶惑。
诗赋虽号小技，而比次声律，用功不浅。
至于治经，诵读讲解，尤不可轻易。
要之，来年皆未可施行。
欲乞先降指挥，来年科场，一切如旧，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，或出己见，不专用王氏学。
仍罢律义，令天下举人知有定论，一意为学，以待选式。
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，未为晚也。
”众皆以为便，而君实始不悦矣。
是岁上将亲飨明堂，辙言曰：知

三代常祀，一岁九祭天，再祭地，皆天子亲之。
故于其祭也，或祭昊天，或祭五天，或独祭一天，或祭皇地祇，或祭神州地祇。
要于一岁，而亲祀必遍。
降及近世，岁之常祀，皆有司摄事。
三岁而后一亲祀，亲祀之疏数，古今之变，相远如此。
然则其礼之不同，盖亦其势然也。
谨按国朝旧典，冬至圜丘，必兼飨天地，従祀百神。
若其有故，不祀圜丘，别行他礼，或大雩于南郊，或大飨于明堂，或恭谢于大庆，皆用圜丘礼乐神位。
其意以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亲祀天地百神故也。
臣窃见皇祐明堂，遵用此法，最为得礼。
自皇祐以后，凡祀明堂，或用郑氏说，独祀五天帝，或用王氏说，独祀昊天上帝。
虽于古学，各有援据，而考之国朝之旧，则为失当。
盖儒者泥古而不知今，以天子每岁遍祀之仪，而议皇帝三年亲祀之礼，是以若此其疏也。
今者皇帝陛下对越天命，逾年即位，将以九月有事于明堂，义当并见天地，遍礼百神，躬荐诚心，以格灵贶。
臣恐有司不达礼意，以古非今，执王、郑偏说以乱本朝大典。
夫礼沿人情，人情所安，天意必顺。
今皇帝陛下始亲祠事，而天地百神无不咸秩，岂不俯合人情，仰符天意！臣愚欲乞明诏礼官，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礼，庶几精诚陟降，溥及上下。
时大臣多牵于旧学，不达时变，奏入不报。
然辙以为《周礼》一岁遍祭天地，皆人主亲行，故郊丘有南北，礼乐有同异。
自汉、唐以来，礼文日盛，费用日广，事与古异，故一岁遍祀，不可复行。
唐明皇天宝初，始定三岁一亲郊，于致斋之日，先享太清宫，次享太庙，然后合祭天地，従祀百神。
所以然者，盖谓三年一次大礼，若又不遍，则于人情有所不安。
至于遍祭之礼，已自差官摄事，未尝少废。
此近世变礼，非复三代之旧。
而议者欲以三代遗文，参乱其间，失之远矣。
至七年，上将亲郊，辙备位政府，乃与诸公共伸前议，合祭天地，职者以为当。
初，神宗以夏国内乱，用兵攻讨，于熙河路增置兰州，于延安路增置安疆、米脂等五寨。
至此，夏国虽屡遣使，而未修职贡。
二年，夏始来贺登极，使还，未出境，又遣使入界。
朝廷知其有请地之意，然大臣议弃守未决。
辙言曰：知

顷者四人虽至，而疆埸之事，初不自言。
度其狡心，盖知朝廷厌兵，确然不请，欲使此议发自朝廷，是以为重。
朝廷深觉其意，忍而不予，情得势穷，始来请命。
今若又不许，使其来使徒手而归，一失此机，必为后悔。
彼若点集兵马，屯聚境上，许之则畏兵而予，不复为恩；不予则边衅一开，祸难无已。
间不容发，正在此时，不可失也。
今议者不深究利害，妄立坚守之议，苟避弃地之名，不度民力，不为国计，其意止欲私己自便，非社稷之计也。
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，弃则用兵必迟，守则用兵必速。
迟速之间，利害不远，若遂以地予之，恐非得计。
臣闻圣人应变之机，正在迟速之际，但使事变稍缓，则吾得算已多。
昔汉文、景之世，吴王濞内怀不轨，称病不朝，积财养兵，谋乱天下。
文帝专务含养，置而不问，加赐几杖，恩礼日隆。
濞虽包藏祸心，而仁泽浸渍，终不能发。
及景帝用晁错之谋，欲因其有罪，削其郡县。
以为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，削之则反疾而祸小，不削则反迟而祸大。
削书一下，七国尽反。
至使景帝发天下兵，遣三十六将，仅而破之。
议者若不计利害之浅深，较祸福之轻重，则文帝隐忍不决，近于柔仁，景帝刚断必行，近于强毅。
然而如文帝之计，祸发既迟，可以徐为备御，稍经岁月，变故自生，以渐制之，势无不可。
如景帝之计，祸发既速，未及旋踵，已至交兵。
锋刃既接，胜负难保，社稷之命，决于一日。
虽食晁错之肉，何益于事？今者欲弃之策，与文帝同，而欲守之计，与景帝类。
臣乞宣谕执政，欲弃者，理直而祸缓；欲守者，理曲而祸速。
曲直迟速，孰为利害？况今日之事，主上妙年，母后听断，将帅吏士，恩情未接，兵交之日，谁使效命。
若其羽书沓至，胜负纷然，临机决断，谁任其责。
惟乞圣心以此反复思虑，早赐裁断，无使西戎别致猖狂、弃守之议皆不得其便。
于是朝廷许还五寨，夏人遂服。
辙寻迁起居郎，为中书舍人。
时朝廷起文潞公于既老，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。
初，元丰中，河决大吴，先帝知故道不可复还，因导之北流。
水性已顺，惟河道未深，堤防未立，岁有决溢之患，本非深害也。
至此，诸公皆未究悉河事，而潞公欲以河为重事，中书侍郎吕微仲、枢密副使安厚卿従而知之。
始谓河西北流入泊淀，久必淤浅，异日或従北界入海，则河朔无以御狄。
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计，诸公莫能夺。
吕晦叔时为中书相，辙间见问曰：“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？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？”晦叔惊曰：“君何言欤？”对曰：“河决而北，自先帝不能回，而诸公欲回之，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。
且河决自元丰，导之北流，亦自元丰。
是非得失，今日无所预。
诸公不因其旧而修其未完，乃欲取而回之，其为力也难，而其为责也重矣！”晦叔唯唯曰：“当与诸公筹之。
”既而回河之议纷纷而起，晦叔亦以病没。
辙迁户部侍郎，尝因转对言曰：知

财赋之原，出于四方，而委于中都。
故善为国者，藏之于民，其次藏之州郡。
州郡有余，则转运司常足，转运司既足，则户部不困。
唐制：天下赋税，其一上供，其一送使，其一留州。
比之于今，上供之数，可谓少矣。
然每有缓急，王命一出，舟车相衔，大事以济。
祖宗以来，法制虽殊，而诸道畜藏之计，犹极丰厚。
是以敛散及时，纵舍由己，利柄所在，所为必成。
自熙宁以来，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，欲求富国，而先困转运司，转运司既困，则上供不继，上供不继，而户部亦惫矣。
两司既困，故内帑别藏，虽积如丘山，而委为朽壤，无益于算。
故臣愿举近岁朝廷无名封桩之物，归之转运司。
盖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、清、汴水脚与外江纲船之类，一经擘画，例皆封桩。
夫阙额禁军，寻当以例物招置，而出军衣粮，罢此给彼，初无封桩之理。
至于清、汴水脚，虽减于旧，而洛口费用，实倍于前。
外江纲船，虽不打造，而雇船运粮，其费特甚。
重复刻剥，何以能堪？故臣谓诸如此比，当一切罢去，况祖宗故事，未尝有此，但有司固执近事，不肯除去。
惟陛下断而与之，则转运司利柄稍复，而户部亦有赖矣。
朝廷重违近制，卒不能改，寻又言：斋

臣谨以祖宗故事，考今日本部所行，体例不同，利害相远，恐合随事措置，以塞弊原。
谨昧死具三弊以闻。
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，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，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。
三监皆隶工部，则本部所专，其余无几，出纳损益，制在他司。
顷者，司马光秉政，知其为害，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。
当时所收，不得其要，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，深可惜也。
祖宗参酌古今之宜，建立三司，所领天下事，几至大半，权任之重，非他司比，推原其意，非以私三司也。
事权分，则财利散，虽欲求富，其道无由。
盖国之有财，犹人之有饮食。
饮食之道，当使口司出纳，而腹制多寡，然后分布气血，以养百骸。
耳目赖之以为明，手足赖之以为力。
若不专任口腹，而使手足、耳目得分治之，则虽欲求一饱，不可得矣，而况于安且寿乎！今户部之在朝廷，犹口腹也，而使他司分治其事，何以异此？自数十年以来，群臣不明祖宗之意，每因一事不举，辄以三司旧职分建他司。
利权一分，用财无艺。
他司以办事为效，则不恤财之有无；户部以给财为功，则不问事之当否。
彼此各营一职，其势不复相知，虽使户部得才智之臣，终亦无益，能否同病，府库卒空。
今不早救，后患必甚。
昔嘉祐中，京师频岁大水，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。
置监以来，比之旧案，所补何事？而大不便者，河北有外监丞，侵夺转运司职事。
转运司之领河事也，郡之诸埽，埽之吏兵、储蓄，无事则分，有事则合，水之所向，诸埽趋之，吏兵得以并功，储蓄得以并用。
故事作之日，无暴敛伤财之患；事定之后，徐补其阙，两无所妨。
自有监丞，据法责成，缓急之际，诸埽不相为用，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。
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，一也。
先帝一新官制，并建六曹，随曹付事，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，名虽近正而实非利。
昔胄案所掌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，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，欲有兴作，户部不得与议。
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，动以千计。
浑脱之用，必军行乏水，过渡无船，然后须之。
而其为物，稍经岁月，必至蠹败。
朝廷无出兵之计，而有司营职不顾利害，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。
若专在转运司，必不至此。
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，二也。
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，事有缓急，物有利害，皆得专之。
今工部以办职为事，则缓急利害，谁当议之？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，创令出卖，上下皆以为当。
指挥未几，复以诸处营造，岁有科制，遂令般运堆积，以分出卖之计。
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，一岁所用几何。
取此积彼，未用之间，有无损败，而遂为此计。
本部虽知不便，而以工部之事，不敢复言。
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，三也。
凡事之类此者多矣，臣不能遍举也。
故愿明诏有司，罢外水监丞，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。
至于都水、军器、将作三监，皆兼隶户部，使定其事之可否，裁其费之多少，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，程其作之迟速。
苟可否、多少在户部，则伤财害民，户部无所逃其责矣；苟良苦、迟速在工部，则败事乏用，工部无所辞其谴矣。
利出于一，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。

朝廷以为然，従之，惟都水监仍旧。
辙自为中书舍人，与范子功、刘贡父同详定六曹条例。
子功领吏部。
元丰所定吏额，主者苟悦群吏，比旧额几数倍。
朝廷患之，命量事裁减，已再上再却矣。
子功奉使，辙兼领其事。
吏有白中孚者，进曰：“吏额不难定也。
昔之流内铨，今侍郎左选也，事之烦剧，莫过此矣。
昔铨吏止十数，而今左选吏至数十。
事不加旧，而用吏至数倍，何也？昔无重法、重禄，吏通赇赂，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。
今行重法，给重禄，赇赂比旧为少，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。
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。
旧法，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，重者至一分，轻者至一厘以下，积若干分而为一人。
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，则吏额多少之限，无所逃矣。
”辙以其言遍问属官，皆莫应。
独李之仪对曰：“是诚可为也。
”即与之仪议之曰：“此群吏身计所系也。
若以分数为人数，必大有所损，将大致纷诉，虽朝廷亦将不能守。
”乃具以白宰执，请据实立额，俟吏之年满转出，或事故死亡者勿补，及额而止。
不过十年，羡额当尽。
功虽稍缓，而见吏知非身患，不复怨矣。
诸公以为然，遂申尚书省，取诸司两月生事。
诸司吏皆疑惧，莫肯供，再申，乞榜诸司，使知所立额，俟他日见阙不补，非法行之日，即有减损也。
榜出，文字即具，至是成书，以申三省。
左仆射吕微仲大喜，欲攘以为己功，以问三省吏，皆莫晓。
有诸司吏任永寿者，颇知其意。
微仲悦之，于尚书省创吏额房，使永寿与三省吏数人典之。
小人无远虑，而急于功利，即背前约，以立额日裁损吏员，复以好恶改易诸吏局次。
〈凡近下吏人，恶为上名所压者，即为拨出上名于他司，闲慢司分欲入要地者，即自寺监拨入省曹之类是也〉凡奏上行下，皆微仲专之，不复经三省。
法出，中外汹汹，微仲既为御史所攻，永寿亦以恣横赃污，以徒罪刺配。
久之，微仲知众不伏，乃使左右司再加详定，略依本议行下。
时子瞻自翰林学士出知余杭，朝廷即命辙代为学士，寻又兼权吏部尚书。
未几，奉使契丹，虏以其侍读学士王师儒馆伴。
师儒稍读书，能道先君及子瞻所为文，曰“恨未见公全集”，然亦能诵《服伏苓赋》等，虏中类相爱敬者。

《唐玄宗宪宗》苏辙

唐玄宗、宪宗，皆中兴之主也。
玄宗继中、睿之乱，政紊于内，而外无藩镇分裂之患，约己任贤，而贞观之治可复也。
宪宗承代、德之弊，政偾于朝，而畿甸之外皆为畔国，将以求治，则其势尤难。
虽然，二君皆善其始，而不善其终，所以失之者一道也。
齐桓公用管仲、隰朋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为五伯首。
及管仲死，用竖刁、易牙，身死不得葬。
五公子争立，伯业随毁。
盖中人可以上下。
此三君者，皆中主耳，方其起于忧患厄困之中，知贤人之可任以排难，则勉强而従之，然非其所安也。
及其祸难既平，国家无事，则其心之所安者佚乐，所悦者谀佞也，故祸发皆不旋踵，若合符节。
昔太宗既平天下，始任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徵，终用长孙无忌、岑文本、褚遂良，帝亦恭俭节用，去冗官，节浮费，内无宫掖侈靡之奉，旁无近幸赐予之失。
贞观之治，斯已过半矣。
持书御史权万纪尝言：“宣饶部中凿山冶银，岁可取数百万缗以佐国用。
”帝怒骂曰：“吾所乏忠言嘉谟，有益于民者耳！汝为御史，不能进贤退不肖，而讠木吾以利，岂谓我汉桓、灵耶？”斥去不用。
于是士莫敢以利言者。
故房、杜诸人得效其忠力，以致贞观之盛。
及玄宗初用姚崇、宋璟、卢怀慎、苏颋，后用张说、源乾曜、张九龄；宪宗初用杜黄裳、李吉甫、裴垍、裴度、李绛，后用韦贯之、崔群。
虽未足以方驾房、杜，然皆一时名臣也。
故开元、元和之初，其治庶几于贞观。
然玄宗方用宋璟，而宇文融以括田幸，遽至宰相，后虽以公议罢去，而思之不已，谓宰相曰：“公等暴融恶，朕已罪之矣。
然国用不足，将奈何？”裴光庭等不能答。
融既死，而言利者争进。
韦坚、杨慎矜、王鉷日以益甚，至杨国忠而聚敛极矣。
故天宝之乱，海内分裂，不可复合。
宪宗方平淮蔡，裴度未及还朝，而程异、皇甫镈皆以利进。
度三上书极论不可。
帝以天下略平，欲崇台池宫观以自娱乐，异、镈揣知其意，数贡羡财以顺所欲。
故度卒逐去，而异、镈皆相。
不三年而祸发于宦官。
盖玄宗在位岁久，聚敛之害遍于天下，故天下遂分。
宪宗之世，其害未究，故祸止于其身。
然方镇之强，宦官之横，遂与唐相终始，可不哀哉！呜呼，太宗之恭俭，所忍无几耳，而福至于不可胜尽；玄、宪之淫佚，所获无几耳，而祸至于不可胜言。
而世主终莫之悟，覆车相寻，不绝于世，盖未之思欤？

《姚崇》苏辙

唐史官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，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。
斯言固二人之所长也，然应变者要不失正而后可。
孟子有言：“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
如智者若禹之行水，则无恶于智矣。
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无事也。
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，则智亦大矣。
”唐玄宗豪俊之君也，而崇复以豪俊事之。
方其君臣遇合，天下事迎刃而解，若无足为者。
虽然，以水济水，后将有不可食者。
开元四年，天下大蝗，民祭且拜之，坐视食苗而不敢捕。
崇奏遣御史为捕蝗使，分道杀蝗。
群臣多不以为然，帝亦疑之，而崇行之愈力，蝗亦为息。
捕蝗虽古之遗法，然遇灾而惧，修德以答天变，古之正道也。
崇置之不言，而专以捕为事，已可疑矣。
既而，崇所亲吏赵诲以赇死，崇惧还政。
时帝将幸东都，而太庙屋坏。
宰相宋璟、苏颋皆言三年丧未终，不可巡幸，坏压之变，天戒也。
请罢东巡，修德以答至谴。
帝以问崇，崇曰：“此苻坚故殿也，山有朽坏而崩，水蠹而折，理无足怪，但坏与行会，非缘行而坏也。
今关中无年，馈饷劳弊，出幸东都，所以为人，非为己也。
百司已戒，供拟已具，请车驾即东，而迁神主太极殿，更作新庙，此大孝也。
”帝用其言，崇由此复相。
开元末，帝在东都，欲还长安，裴耀卿等皆言农人场圃未毕，须冬可还。
李林甫独曰：“二都本东西宫耳，车驾往来，何用待时？假令妨农，独赦所过租赋可也。
”帝大悦，即驾而西。
崇建东幸之计，林甫献西还之议，其意同耳，孰谓崇独贤乎？従崇之议，使人君上不畏天戒，中不敬宗庙，下不恤人言。
三者皆忠臣之所讳，而崇居之不疑，何哉？其后崇、璟既没，玄宗愈老，愈轻蔑群臣。
方任张九龄，而废太子瑛；用牛仙客，则听李林甫；方嬖杨国忠，而纵安禄山，则用辅璆琳，专以适己为悦。
类崇有以启之也，故吾谓开元之治，虽出于崇，而天宝之乱，亦崇之所自致。
此人臣之至戒也。

《宇文融》苏辙

开元之初，天下始脱中、睿之乱。
玄宗厉精政事，姚崇、宋璟弥缝其阙，而损其过，庶几贞观之治矣。
在《易》：“天下雷行，物与无妄。
”开元之初，无妄之世也。
无妄之为言，无一不正之谓也。
君子之处此也，亦全其大正，而略其小不正而已。
盖详其小，必废其大。
古语有之：“铢铢而称之，至石必差；寸寸而量之，至丈必过。
石称丈量，径而寡失。
”故《无妄》之二曰：“不耕获，不菑畬，则利有攸往。
”其三曰：“无妄之灾，或系之牛，行人之得，邑人之灾。
”其五曰：“无妄之疾，勿药有喜。
”夫必耕而后获，必菑而后畬，小人之所谓无妄也。
而君子不然，于义可获，不必其所耕也，于道可畬，不必其所菑也，然后无所不行。
今有失牛于此，得之者行人也，而责得于邑人，其意亦以求无妄也，而邑人罹其横，故无妄之疾，虽勿药可也。
药之，其损或有甚于病者。
开元之初，虽号富庶，而户口未尝升降。
监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论之，请治籍外羡田逃户，命摄御史分行括实。
玄宗喜之，朝臣莫敢言其非者。
惟阳翟尉皇甫憬、户部侍郎杨瑒，以为籍外取税，百姓困弊，得不偿失，而二人皆坐左迁。
诸道所括，凡得客户八十余万，田亦称是，然州县希旨，多张虚数，以正田为羡，编户为客，岁终籍钱数百万缗，其名似是，而实失民心。
浅言之，则失在求详，深言之，则失在贪利。
时帝方以耳目之奉，责得于人，行之不疑，于是群臣争为聚敛，以迎侈心。
天宝之乱，实始于此。
吾观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。
贤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，而欲平之。
小人侥幸其利，以为进取之计。
故天下每每多弊。
宰相李沆，近世之贤相也，尝言：“吾在朝廷十有余年，无功可纪，惟四方之言利者，未尝有一施行，持此聊以报国。
”古之善言医者，患医之难，以为有病不服药，常得中医。
盖良医不可必得，而愚医举目皆是。
愚医类能杀人，而不服药者未必死。
李公之言，盖类此也。

《陆贽》苏辙

昔吾先君博观古今议论，而以陆贽为贤。
吾幼而读其书，其贤比汉贾谊，而详练过之。
贽始以従官事唐德宗，老而为宰相，従之出奔而与之反国，弥缝其阙而济其危亡。
比其老也，功业定矣，而卒毙于裴延龄之手，其故何也？孔子曰：“南人有言曰：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
’善夫！不常其德，或承之羞。
”贽以有常之德，而事德宗之无常，以巫医之明，而治无常之疾，是以承其羞耳。
帝即位之初，好名而贪功。
河朔三叛，父子相袭三十年矣，帝将以天下之力胜之。
田悦惊疑而起，朱滔、王武俊和之。
帝使马燧、李抱真、李芃三将往迎其锋，胜负之势未决也。
帝急于成功，复使李晟出禁卫之兵，李怀光举朔方之众，五将萃于魏郊。
而淮西李希烈乘间而起，兵连祸结，常赋所不能赡。
于是为之抽贯算间，假贷商贾，空内以事外，关中已乱，而帝不知也。
贽曰：“今两河、淮西为祸乱之首者，犹四五凶人而已。
臣料其间必有旁遭诖误、内畜危疑而计不能止者，未必皆处心积虑果于僭逆也，而况胁従之党乎？陛下若能招怀以礼，悔祸以诚，使来者必安，安者必久，人知获免，则谁愿复为恶者？纵有野心难驯，臣知従化者必过半矣。
”帝犹意西师可以必克，忽其言不用。
未几而泾原叛卒之变起，仓皇避寇，半年而归，帝亦老而厌兵矣。
于是行一切之政，专以姑息涵养藩镇。
凡节度使死，将佐之得士心者，皆就命留后。
虽以篡夺请命者亦如之。
宣武刘士宁，以暴慢失众。
其将李万荣因其出畋，闭门逐之。
帝将命以其位，贽曰：“如士宁之恶，万荣弃而违之可也，讨而逐之可也，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则不可。
何者？方镇之臣，事多专制，欲加之罪，谁无辞者？若使倾夺之徒辄得其处，则四方诸将无复安者矣。
且万荣构乱之日，诸郡守将固非其同谋也，一城士众亦未必皆其党也。
方成败逆顺之势，交战于中，其肯损躯与之同恶乎？今若选命贤将，降诏军中，奖万荣抚定之功，别加宠任，褒将士辑睦之义，例赐恩赏，使众知保安，则谁肯复助其乱？万荣纵欲跋扈，势亦无所至矣。
”帝方苟安无事，竟亦不许。
由此观之，帝常持无常之心，故前勇而后怯；贽常持有常之心，故勇怯各得其当。
然其君臣之间异同至此，虽欲上下相保，不可得矣。
会昌中，卢龙诸将，连害帅臣，最后张绛杀陈行泰。
宰相李德裕以为河朔请帅，皆报下太速，故军得以安。
若稍缓之，必且有变。
既而，回鹘乌介可汗扰天德塞，军使张仲武请以本军击之。
德裕问知仲武可用，言之武宗，举以为帅。
张绛既为其下所杀，而仲武遂以功名终。
德裕之谋，则贽之故智也。
然帝之出也，以陈京、赵赞；而贽之逐也，以程异、裴延龄。
其祸皆出于聚敛之臣。
贽之贤，非不知也。
帝归自兴元，贽因事言曰：“齐桓公自莒入齐，伯业既成，而管仲以不忘在莒为戒。
卫献公自齐还卫，诸大夫逆诸境者，执其手而与之言，逆于门者，颔之而已。
戒心之易忘，而骄心之易生。
齐、卫之君，陛下之蓍龟也。
”贽言虽切，而帝终不改。
吾以为使贽反国，而为鸱夷子皮浮舟而去，则其君臣之间，超然无后患，然后可以言智矣哉。

《牛李》苏辙

唐自宪宗以来，士大夫党附牛、李，好恶不本于义，而従人以喜愠，虽一时公卿将相，未有杰然自立者也。
牛党出于僧孺，李党出于德裕，二人虽党人之首，然其实则当世之伟人也。
盖僧孺以德量高，而德裕以才气胜。
德与才不同，虽古人鲜能兼之者，使二人各任其所长，而不为党，则唐末之贤相也。
僧孺相文宗，幽州杨志诚逐其将李载义，帝召问计策，僧孺曰：“是不足为朝廷忧也。
范阳自安史后，不复系国家休戚。
前日刘总纳土，朝廷糜费且百万，终不能得升粟尺布以实天府，俄复失之。
今志诚犹向载义也。
第付以节，使捍奚、契丹，彼且自力，不足以逆顺治也。
”帝曰：“吾初不计此，公言是也。
”因遣使慰抚之。
及武宗世，陈行泰杀史元忠，张绛复杀行泰以求帅。
德裕以为河朔命帅，失在太速，使奸臣得计，迁延久之，擢用张仲武，而绛自毙。
僧孺以无事为安，而德裕以制胜为得。
此固二人之所以异，较之德裕则优矣。
德裕节度剑南西川，吐蕃将悉怛谋以维州降。
维州，西南要地也。
是时方与吐蕃和亲，僧孺不可，曰：“吐蕃绵地万里，失一维州，不害其强。
今方议和好，而自违之，中国御戎，守信为上，应变次之。
彼若来责失信，赞普牧马蔚茹川，东袭汧、陇，不三日至咸阳，虽得百维州何益？”帝従之，使德裕反降者，吐蕃族诛之。
德裕深以为恨，虽议者亦不直僧孺。
然吐蕃自是不为边患，几终唐世，则僧孺之言非为私也。
帝方用李训、郑注，欲求奇功。
一日，延英谓宰相：“公等亦有意于太平乎？何道致之？”僧孺曰：“臣待罪宰相，不能康济天下，然太平亦无象。
今四夷不内侵，百姓安生业，私室无强家，上不壅蔽，下不怨讟，虽未及全盛，亦足为治矣。
而更求太平，非臣所及也。
”退谓诸宰相：“上责成如此，吾可久处此耶？”既罢未久，李训为甘露之事，几至亡国。
帝初欲以训为谏官，德裕固争，言训小人，咎恶已著，决不可用。
德裕亦以此罢去。
二人所趣不同，及其临训、注事，所守若出于一人。
吾以是知其皆伟人也。
然德裕代僧孺于淮南，诉其乾没府钱四十万缗，质之非实。
及在朱崖，作《穷愁志》，论周秦行纪，言僧孺有僭逆意，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。
始僧孺南迁于循，老而获归，二子蔚、丛，后皆为名卿。
德裕没于朱崖，子孙无闻，后世深悲其穷，岂德不足而才有余，固天之所不予耶？

《郭崇韬》苏辙

国无衅，而后可以伐人。
冒衅以伐人，敌无衅则己受其灾，敌有衅则我与敌皆毙。
楚灵王残民以逞，举思乱之民以伐吴。
吴不可动，而弃疾攻之，若升虚邑，灵王遂死于外。
齐湣王贪而好胜，知桀宋之可攻，而忘齐国之既病，燕师乘之，遂以失国。
自古冒衅以攻人，其祸如此矣。
唐庄宗勇而善战，与梁人夹河相攻，十战九胜，涉河取郓，不十日而克梁，威震诸国。
五代用兵，未有神速若此者也。
然其克敌之后，幸一日之安，沉湎声色之虞，宦官、伶人交乱其政，府库之积罄于耳目之奉，民怨兵怒，国有土崩之势而不知也。
一时功臣，皆武夫倔起，未有识安危之几者。
惟枢密使郭崇韬，智勇兼人，知其不可，力言而不见听，求去而不见许，中外佞幸视之仄目。
崇韬深病之矣。
时方欲伐蜀，崇韬欲立大功，为自安之计，议以魏王继岌为元帅，而己为之副，将兵六万以出。
兵不逾时，而克成都，降王衍，料敌制胜之功可谓盛矣。
然崇韬知蜀之易与，而不知唐之已乱，挈其良将劲兵，西行数千里，虽立大功，而不免谗死于蜀。
征蜀之兵未还，而赵在礼为乱河朔。
明宗北征，遂与在礼皆反，帅兵南向，克汴入洛，遂无一人能御之者。
向使西师不出，蜀虽未下，而京师有重兵，崇韬不死，河朔叛臣心有所畏，不敢妄动，则庄宗不亡。
崇韬不死，祸福未可知也。
嗟乎ｇ韬冒衅以伐人，蹈齐湣之祸，而以为安，惜其有智而未始学也。

《冯道》苏辙

冯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，议者讥其反君事仇，无士君子之操。
大义既亏，虽有善，不录也。
吾览其行事而窃悲之，求之古人，犹有可得言者。
齐桓公杀公子纠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，又従而相之。
子贡以为不仁，问之孔子。
孔子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
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！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。
”管仲之相桓公，孔子既许之矣。
道之所以不得附于管子者，无其功耳。
晏婴与崔杼俱事齐庄公。
杼弑公而立景公。
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，其人曰：“死乎？”曰：“独吾君也乎，吾死也？”曰：“行乎？”曰：“吾罪也乎，吾亡也？”曰：“归乎？”曰：“君死安归？君民者，岂以陵民？社稷是主。
臣君者，岂为其口实，社稷是养。
故君为社稷死，则死之，为社稷亡，则亡之。
若为己死，而为己亡，非其私昵，谁敢任之？且人有君而弑之，吾焉得死之，而焉得亡之？将庸何归？”门启而入，枕尸股而哭，兴，三踊而出，卒事景公。
虽无管子之功，而従容风议，有补于齐，君子以名臣许之。
使道自附于晏子，庶几无甚愧也。
盖道事唐明宗，始为宰相，其后历事八君，方其废兴之际，或在内，或在外，虽为宰相，而权不在己，祸变之发，皆非其过也。
明宗虽出于夷狄，而性本宽厚。
道每以恭俭劝之，在位十年，民以少安。
契丹灭晋，耶律德光见道，问曰：“天下百姓如何救得？”道顾夷狄不晓以庄语，乃曰：“今时虽使佛出，亦救不得，惟皇帝救得。
”德光喜，乃罢杀戮，中国之人赖焉。
周太祖以兵犯京师。
隐帝已没，太祖谓汉大臣必相推戴。
及见道，道待之如平日。
太祖常拜道，是日亦拜，道受之不辞。
太祖意沮，知汉未可代，乃立湘阴公为汉嗣，而使道逆之于徐。
道曰：“是事信否？吾平生不妄语。
公毋使我为妄语人？”太祖为誓甚苦。
道行未返，而周代汉。
篡夺之际，虽贲、育无所致其勇，而道以拜跪谈笑却之，非盛德何以致此？而议者黜之曾不少借，甚矣。
士生于五代，立于暴君骄将之间，日与虎兕为伍，弃之而去，食薇蕨，友麋鹿，易耳，而与自经于沟渎何异。
不幸而仕于朝，如冯道犹无以自免，议者诚少恕哉。

《兵民》苏辙

事固有出于不得已，而为后世之利者，分兵、民一也，割燕、蓟二也。
何谓分兵、民之利？人生而天畀之才，畀之才，则付之禄，随其精粗，适其高下，使食其技而资其身，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。
故士大夫读《诗》《书》，执射御，习书计，高可以治人，下可以为役，而禄従之矣。
农工商贾，服田畴，通货贿，运机巧，上可以雄里闾，下可以养亲戚，而利従之矣。
有人于此，才力过人，操行凡鄙，上不能为吏，下不能为民，天畀之才，而无以资之，婴之以劳苦，迫之以饥馑，不群起为盗，则无以求济其欲，此势之所必至。
自秦、汉以来，天下未尝无是患也。
唐衰而府卫之兵废，朝廷有禁兵，藩镇有衙兵。
兵、民之分，盖渐于此。
及五代之际，而黥涅之兵分布内外，于是兵、民判矣。
使民出其赋以养兵，兵尽其力以卫民。
民有耕耨之勤，而兵有征戍之劳，更相为用，而不以相德，此固分兵、民之本意也。
至于出林之材武、田里之凶悍、放荡无著之人，一隶于伍符尺籍，食其粟，衣其帛，俯首受笞而不敢肆，居则学弓剑，出则效首级，积岁月以取禄位，有其才必得其养。
气类相従，凡凶人勇夫，皆萃于军中，然后人人各得其归。
故虽凶旱水溢，天下小小不宁，而盗贼不起，较之汉、唐之间，十不三四，天下阴享其利，而不知其故也。
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。
民力既尽养兵，而又较版图，数丁口，使之执干戈，习战阵，夺其农时，而齐之以鞭朴。
民有怨心，而责其效死以报国，求信其私说而不恤后害。
呜呼，其亦未之思欤？

《燕蓟》苏辙

何谓割燕、蓟之利？石晋始以燕、蓟之地赂契丹，高祖思援兵之惠，屈体以奉之，虽号为创业，而日不遑给，出帝不胜其诟，未有以待之，而轻犯其怒，遂以亡国。
是时，割地之害深矣。
至于本朝，乃见其利。
真宗皇帝亲御六师，胜虏于澶渊。
知其有厌兵之心，稍以金帛啖之。
虏欣然听命，岁遣使介，修邻国之好。
逮今百数十年，而北边之民，不识干戈。
此汉、唐之盛，所未有也。
古者戎狄迭盛迭衰，常有一族为中国之敌。
汉文帝待之以和亲，而匈奴日骄。
武帝御之以征伐，而中原日病。
谓之天之骄子，非一日也。
今朝廷之所以厚之者，不过于汉文帝，而虏弭耳驯服。
则石氏之割燕、蓟利见于此。
夫熊、虎之搏人，得牛而止。
契丹据有全燕，擅桑麻枣栗之饶，兼玉帛子女之富，重敛其人，利尽北海，而又益之以朝廷给予之厚。
贾生所谓三表五饵，兼用之矣。
被毡饮乳之俗，而身服锦锈之华，口甘曲蘖之美，至于茗药橘柚，无一不享，犬羊之心，醺然而足，俯首奉约，习为礼义。
吾无割地之耻，而独享其利，此则天意，非人事也。
昔唐天宝之乱，朔方、河陇之兵起而东征，吐蕃乘虚袭据郡县。
唐内苦藩镇皆叛，置而不问，百年之间，兽心猖狂，无复顾忌。
理极而变，部族内溃，而唐土遗黎解辫内向，中原未尝血刃，而壤土自复。
今吾不忍涂炭生民，而以皮币犬马结异类之欢，推之天理，倘亦有唐季吐蕃之变乎？

《王导》苏辙

西晋之士，借通达以济淫欲，风俗既败，夷狄乘之，遂丧中国。
相随渡江，而此风不改，贤者知厌之矣，而不胜其众，俗乱于下，政弊于上，而莫能正也。
东晋之不竞，由此故耳。
是时王导为相，达于为国之体，性本宽厚容众，众人安之。
然生于衍、澄之间，不能免习俗之累，喜通而疾介，能弥缝一时之阙，而无百年长久之计也。
更二大变，几至亡国。
元帝之世，王敦拥兵上流，有无君之心。
刘隗、刁协刚介狷浅，见信于帝，专以法绳公卿，而深疾王氏恣横。
敦遂起兵，以诛君侧为词，兵再犯阙。
幸而敦死。
元、明既同，成帝幼弱，庾亮辅政，任法以裁物，复失人心。
苏峻擅兵历阳，多纳亡命，专用威刑。
亮知峻必为乱，以大司农召之，众人皆知不可，而亮不听，遂与祖约连兵内向，涂炭京邑。
此二衅者，皆导之所不欲，而隗、亮不忍以速其变。
以隗、亮为是耶，敦、峻之祸发不旋踵；以导为是耶，使人主终身含垢，何以为国？鲁自宣公，政在季氏，更三世至昭公，不能忍，将攻之，子家羁曰：“舍民数世，求以克事，不可必也。
”公不従而出。
隗、亮之败，则昭公之举也。
齐景公以贪暴失民，田氏以宽惠得众。
公问于晏婴，求所以救之。
婴曰：“惟礼可以已之。
在礼，家施不及国，民不迁，农不移，工贾不变，士不滥，官不滔，大夫不收公利。
”公叹曰：“善哉！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。
”婴曰：“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，与天地并。
”晏子知之，而景公不能用，田氏遂代吕氏。
盖大家世族为患于其国，当若心腹之疾，必与人命相持为一，攻之以毒药，劫之以针石，病若不去，命辄随尽，非良医贤臣，未易处也。
子产为郑，国小而逼，族大多宠。
子产患之，有事伯石，赂以其邑。
子太叔曰：“国皆其国也，何独赂焉？”子产曰：“无欲实难，皆得其欲，以従其事，而要其成，非我有成，其在人乎！邑将焉往！”子太叔曰：“若四国何？”子产曰：“非相违也，而相従也，四国何尤？《郑书》有之曰：‘安定国家，必大焉先。
’姑先安大，以待所归。
”既伯石惧而归邑，卒以予之，又使为卿，以次己位，郑乃少安。
及其久而政成，大夫之忠俭者，従而予之，泰侈者因而毙之。
逐丰卷，戮子晰，郑乃大治。
如导所为，知赂伯石以全其始矣，未知予忠俭，毙泰侈，以成其终也。
以为贤于隗、亮则可，以论晏子、子产则远也。

《祖逖》苏辙

敌国相图，必审于彼己。
将强敌弱，则利于进取；将弱敌强，则利于自守。
违此二者，而求成功，难矣。
东晋渡江，以江淮为境，中原虽屡有变，而南兵不出，出亦无功，皆夷狄自相屠灭而已。
石勒之死也，庾亮为北伐之计，石虎之老也，庾翼为徙镇之役，皆无成而死。
及苻坚之败，谢安父子乘战胜之威，有席卷之意，终以兵将奔溃，无尺寸之得。
其后宋文自谓富强，以兵挑元魏，梁武志于并吞，失信于高氏，陈宣乘高氏之衰，攘取淮南，皆继之以败亡，何者？东南地薄兵脆，将非命世之雄，其势固如此也。
方石虎之毙，中原大乱，晋人皆谓北方不足复平，而蔡谟独以为忧，或问其故，谟曰：“夫能顺天奉时，济六合于草昧，若非上哲，必由英豪。
度今诸人，皆不办此。
必将经营分表，疲人以逞。
才不副意，徒使财殚力竭，终将何所至哉！吾见韩卢、东郭，俱毙而已矣。
”至哉此言，实当时好事者之病也。
自江南建国，惟桓温东讨慕容，西征苻健，兵锋所及，敌人震动。
及宋武破广固，陷长安，所至荡定，有吊伐之风。
此二人者，诚非常将也。
然桓温终以败衄，不能成大功，宋武志在禅代，未能定秦，狼狈而返，而况其下者乎？惟晋元帝初定江南，未遑北伐，祖逖言于帝曰：“晋室之乱，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。
由藩王争权，自相诛灭，遂使戎狄乘衅，毒流中原耳。
今遗黎既被残酷，人有奋击之志，诚能奋威命将，使若逖等为之统主，郡国豪杰，必有应者，沉溺之士，喜于来苏，庶几国耻可雪也。
”帝以逖为豫州刺史，使进屯淮阴。
逖兵力甚弱，乃铸造兵器，招合离散，稍诛锄叛涣，复进据谯，然未尝为深入计也。
石勒遣兵攻逖。
逖辄就破其众。
每于兵间，勤身节用，礼下贤俊，怀抚初附，专以恩信接人，不尚诈力，故人争为之用。
自黄河以南，尽为晋土。
虽石勒之强，不敢以兵窥其境。
逖母葬成皋，勒使人修其墓，复遣使通好，且求互市。
逖不答其使，而许其市，通南北之货，多获其利。
方将经略河北，而帝使戴若思拥节直据其上。
逖怏怏不得志死。
盖敌强将弱，能知自守之为利者，唯逖一人。
夫惟知自守之为进取，而后可以言进取也哉！

《苻坚》苏辙

苻坚、王猛，君臣相得，以成伯功。
虽齐桓、管仲，不能过也。
猛之将死也，坚问以后事。
猛曰：“晋虽僻处吴越，然正朔相承，亲仁善邻，国之宝也。
臣没之后，愿勿以晋为图。
鲜卑羌虏，我之仇雠，终为人患，宜渐除之，以宁社稷。
”言终而死。
坚不能用，卒大举伐晋，败于淝上，归未及国，而慕容垂叛之，既反国而姚苌叛之，地分身死，终毙于二人之手。
故后世皆多猛之贤，而咎坚之不明。
吾尝论之，坚虽有伯者之略，而怀无厌之心，以天下不一为深耻，虽灭燕定蜀，并秦、凉，下四域，而其贪未已，兵革岁克，而不知惧也。
晋虽微弱，谢安、桓冲为之将相，君臣相安，民未患晋，而欲以力取之，稽之天道，论之人情，虽内无垂、苌之衅，而坚之败，必不免矣。
然坚以夷狄之余，而有帝王之度，其灭慕容、姚苌，收二姓之子弟，录其才能而官使之，布满中外，凡其旧臣无不疑者。
若以世俗言之，则以渐除之，如猛之计得矣；若以帝王之事言之，则坚之意，未必过也。
《大雅》之称文王曰：“殷之子孙，其丽不亿。
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
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
殷士肤敏，祼将于京。
厥作祼将，常服黼■。
”文王用人，其广如此，而坚何尤焉！德虽不若文王，而窃慕焉，顾其所以处之何如耳。
文、武既没，周公、成王之际，殷之遗孽，犹与管、蔡间周之隙，曰：“予复反鄙我周邦。
”故周公既克殷，改封微子于宋，而迁其顽民于洛邑，保厘东郊，作《多士》而抚宁之，所以虑其变者至矣。
至君陈毕公，皆迭居成周，而董师之，故康王之命毕公曰：“周公毖殷顽民，迁于洛邑，密迩王室，式化厥训。
既历三纪，世变风移，四方无虞，予一人以宁。
然犹曰：“邦之安危，惟兹殷士。
”由此观之，文王之用殷人，岂苟然而已哉！今坚畜养豺虎于其腹心，而贪功务胜，不顾其后，宜其毙于垂、苌也哉！使坚信猛之策，南结邻好，戢兵保境，与民休息，虽有垂、苌百人，安能动之。
文王虽未可觊，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。

《宋武帝》苏辙

东汉之衰，曹公始践五伯之迹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其志本欲尽扫群雄而后取汉耳。
既灭二袁、吕布、刘表，欲遂取江东而不克，既破马超、韩遂，欲并举巴蜀而不果，再屈于吴、蜀，而公亦老矣。
于是董昭进九锡之议，幡然听之，而桓、文之业，至此尽矣。
然方是时，公在河朔，而汉都许昌，虽使主盟诸夏，而不废旧君，上可以为周文王，下亦不失为桓、文，公不能忍，而甘心王莽九锡之事，此荀文若之所以为恨也。
至司马仲达父子，其势盖与公异矣。
拥兵天子之侧，固已不顺，既杀王凌，害诸葛诞，非人臣矣。
又降刘禅，服曹氏之所不能服，非贪其土地，而利其民人也，志亦在九锡耳。
虽欲复为桓、文，尚可得乎？宋武既诛桓氏，收遗晋而封植之，又克谯纵，执慕容超，逐卢循，擒姚泓，立四大功，天下莫能抗。
然其志不在桓、文，而在九锡，亦已卑矣。
方帝之克长安也，中原震恐，元魏虽姚氏之昏姻，而不敢救，羌氏虽关中之唇齿，而不敢争。
此其智力有余，足以有为之时也。
若能因其兵势，据秦、陇之形胜，引吴、越之饶富，以经略中夏，成曹公河朔之势，则王伯之功可冀，顾所以用之何如耳。
然其兵未入秦，而使傅亮南走建业，发九锡之议。
刘穆之死，南方无复可托，虽已入秦，而无留秦之意，举千里之地，付一孺子而去。
赫连勃勃乘之，兵将死者过半，狼狼而反，仅乃得脱。
以帝之明，非不知诸将之不足以保秦，而志有所在，不暇他虑矣。
悲夫！以目前之利，而弃百世之功，有曹公削平之业，而俯従司马父子攘窃之陋，此君子之所追恨也。
孔子曰：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。
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庄以莅之，则民不敬。
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庄以莅之，动之不以礼，未善也。
”古之为国，必具此四者，而后能成大功，如武帝之用兵，无敌于天下，可以言智矣。
至其弃秦而归，以求九锡之淫名，尚可以为仁乎？惟其仁智不具，故其功业止于是也。

《宋文帝》苏辙

晋献公杀其世子申生，而立奚齐，国人不顺。
其大夫里克杀奚齐、卓子而纳惠公，《春秋》皆以弑君书之矣。
惠公既立，而杀里克，以弑君之罪罪之。
《春秋》书曰：“晋弑其大夫里克。
”称人以杀，杀有罪也；称国以杀，杀无罪也。
里克弑君，而以无罪书，此《春秋》之微意也。
奚齐、卓子之立，以淫破义，虽已为君，而晋人不君也。
既已为君，则君臣之名正，故里克为弑君，而国人之所不君则势必不免。
里克因国人之所欲废而废之，因国人之所欲立而立之，则里克之罪，与宋华督、齐崔杼异矣。
虽使上有明天子，下有贤方伯，里克之罪，犹可议也。
惠公以弑得立，而归罪于克，以自悦于诸侯，其义有不可矣。
然惠公杀克，而背内外之赂，国人恶之，敌人怨之，兵败于秦，身死而子灭，至其谋臣吕甥、却称、冀芮皆以兵死，盖背理而伤义，非独人之所不予，而天亦不予也。
宋武帝之亡也，托国于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。
少帝失德，三人议将废之，而其弟义真，亦以轻动不任社稷，乃先废义真，而后废帝，兄弟皆不得其死，乃迎立文帝。
文帝既立，三人疑惧，羡之、亮内秉朝政，晦出据上流，为自安之计，自谓废狂乱以安社稷，不以贼遗君父，无负于国矣。
然文帝藩国旧人王华、孔宁子、王昙首，皆陵上好进之人也，恶羡之、亮据其迳路，每以弑逆之祸激怒文帝。
帝遂决意诛之。
三人既死，君臣自谓不世之功也。
是时宁子已死，华与昙首皆受不次封赏。
文帝在位三十年，其治江左称首。
然元嘉三年，始诛三人，是岁皇子劭生。
劭既壮而为商臣之乱，华、宁之子孙无闻于世，而昙首之子僧绰，以才能任事，亦并死于劭。
於乎，天之报人不远如此。
不然，晋惠公、宋文帝祸发若合符契，何哉？谢晦将之荆州，自疑不免，以问蔡廓。
廓曰：“卿受先帝顾命，任以社稷，废昏立明，义无不可，但杀人二昆，而以北面，挟震主之威，据上流之重，以古推今，自免为难耳。
”善夫，蔡廓之言，不学《春秋》而意与之合。
太史公有言：为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。
前有谗而不见，后有贼而不知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，为人君父而不通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，为人臣子而不通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。
其意皆以善为之，而不知其义，是以被之空言，而不敢辞。
宋之君臣，诚略通《春秋》，则文帝必无惠公之祸，徐、傅、谢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诛。
悲夫！

《梁武帝》苏辙

《易》曰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
”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，导之以礼乐，齐之以政刑，道行于其间，而民莫知也。
文、武之后，虽召公、毕公之贤，君子不以为知道者。
至春秋之际，管仲、晏子、子产、叔向之徒，以仁义忠信成功于天下，然其于道则已远矣。
孔子出于周末，收文、武之遗，而得尧、舜之极，其称曰：“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。
”尝自谓我下学而上达者。
于其门人，惟颜子、曾子，庶几以道许之。
一时贤者，若老子之明道，其所以尊之者至矣。
史称孔子既见老子，退谓弟子曰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
走者可以为罔；游者可以为纶；飞者可以为缯。
至于龙，吾不能知其乘云气而上天。
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老子体道而不婴于物，孔子至以龙比之，然卒不与共斯世也。
舍礼乐政刑而欲行道于世，孔子固知其难哉！东汉以来，佛法始入中国，其道与老子相出入，皆《易》所谓形而上者，而汉世士大夫不能明也。
魏、晋以后，略知之矣。
好之笃者，则欲施之于世，疾之深者，则欲绝之于世，二者皆非也。
老、佛之道，与吾道同，而欲绝之；老、佛之教，与吾教异，而欲行之；皆失之矣。
秦姚兴区区一隅，招延缁素，译经谈妙，至者凡数千人，而姚氏之亡，曾不旋踵。
梁武继之，江南佛事，前世所未尝见，至舍身为奴隶，郊庙之祭，不荐毛血，父子皆陷于侯景，而国随以亡。
议者观秦、梁之败，则以佛法为不足赖矣。
后魏太武深信崔浩。
浩不信佛法，劝帝斥去僧徒，毁经坏寺，既灭佛法，而浩亦以非罪赤族。
唐武宗欲求长生，徇道士之私，夷佛灭僧，不期年而以弑崩。
议者观魏、唐之祸，则以佛法为不可牾矣。
二者皆见其一偏耳，老、佛之道，非一人之私说也，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。
古之君子，以之治气养心，其高不可婴，其洁不可溷，天地神人皆将望而警之。
圣人之所以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者，一用此道也。
《老子》曰：“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
天无以清，将恐裂；地无以宁，将恐发；神无以灵，将恐歇；谷无以盈，将恐竭；万物无以生，将恐绝；侯王无以贵高，将恐蹶。
”道之于物，无所不在，而尚可非乎？虽然，蔑君臣，废父子，而以行道于世，其弊必有不可胜言者。
诚以形器治天下，导之以礼乐，齐之以政刑，道行于其间，而民不知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，不亦周、孔之遗意也哉！

《唐高祖》苏辙

唐高祖起太原，其谋发于太宗，诸子不与也。
及克长安，诛锄群盗，天下为一，其功亦出于太宗。
盖天心之所副予，人心之所归向，其在太宗者审矣。
至立太子，高祖以长立建成，建成当之不辞。
于是兄弟疑间，卒至大乱。
夫建成不足言也，其咎在高祖。
其后武氏之乱，废中宗，立睿宗，以睿宗长子宪为太子矣。
及中宗之复，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。
韦氏之乱，临淄以兵入讨，睿宗践祚，而唐室复安。
又将以长立宪，宪辞曰：“时平，先长嫡；国乱，先有功。
不如此必且有难，敢以死请。
”睿宗従之，而后临淄之位定。
以太宗之贤，而不免于争夺。
玄宗之贤，不逮太宗，而晏然受命，则宪之让贤于人远矣。
吾尝论之，高祖、睿宗，皆中主也，其欲立长，非专其私也，以为立嫡以长，古今之正义也。
谓之正义，而不敢违，胡不考之前世乎？太王舍太伯、仲雍而立季历，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，而周以之兴。
诚天命之所在，而吾无心焉，乱何自生。
虽然，太伯奔吴以避王季，亦畏乱故尔。
废长而立少，虽圣贤犹难之，宪与玄宗兄弟相安，终身无间言焉，盖古今一人而已乎！

《唐太宗》苏辙

唐太宗之贤，自西汉以来，一人而已。
任贤使能，将相莫非其人，恭俭节用，天下几至刑措。
自三代以下，未见其比也。
然传子至孙，遭武氏之乱，子孙为戮，不绝如线，后世推原其故而不得。
以吾观之，惜乎其未闻大道也哉！昔楚昭王有疾，卜之曰：“河为祟。
”大夫请祭诸郊，王曰：“三代命祀，祭不越望。
江、汉、淮、漳，楚之望也。
祸福之至，不是过也。
不谷虽不德，河非所获罪也。
”遂弗祭。
及将死，有云如众赤乌，夹日以飞三日。
王使问周史，史曰：“其当王身乎！若禜之，可移于令尹、司马。
”王曰：“除腹心之疾，而置诸股肱，何益？不谷不有大过，天其夭诸？有罪受罚，又焉移之？”亦弗禜。
孔子闻之曰：“楚昭王知大道矣。
其不失国也，宜哉！”吾观太宗所为，其不知道者众矣，其能免乎？贞观之间，天下既平，征伐四夷，灭突厥，夷高昌，残吐谷浑，兵出四克，务胜而不知止。
最后亲征高丽，大臣力争不従，仅而克之，其贤于隋氏者，幸一胜耳。
而帝安为之，原其意，亦欲夸当世、高后世耳。
太子承乾既立十余年，复宠魏王泰，使兄弟相倾。
承乾既废，晋王，嫡子也，欲立泰，而使异日传位晋王，疑不能决，至引佩刀自刺，大臣救之而止。
父子之间，以爱故轻予夺至于如此。
帝尝得秘谶，言唐后必中微，有女武代王。
以问李淳风，欲求而杀之。
淳风曰：“其兆既已成，在宫中矣。
天之所命，不可去也。
徒使疑似之戮，淫及无辜，且自今已往四十年，其人已老，老则仁。
虽受终易姓，必不能绝李氏，若杀之复生壮者，多杀而逞，则子孙无遗类矣。
”帝用其言而止。
然犹以疑似杀李君羡。
夫天命之不可易，惟修德或能已之，而帝欲以杀人弭之，难哉！帝之老也。
将择大臣以辅少主。
李勣起于布衣，忠力劲果，有节侠之气，尝事李密，友单雄信。
密败，不忍以其地求利。
密死，不废旧君之礼。
雄信将戮，以股肉啖之，使与俱死。
帝以是为可用，疾革，谓高宗：“尔于勣无恩，今以事出之，我死，即授以仆射。
”高宗従之。
及废皇后，立武昭仪，召勣与长孙无忌、褚遂良计之，勣称疾不至。
帝曰：“皇后无子，罪莫大于绝嗣，将废之。
”遂良等不可。
他日勣见，帝曰：“将立昭仪，而顾命大臣皆以为不可，今止矣。
”曰：“此陛下家事，不须问外人。
”由此废立之议遂定。
勣，匹夫之侠也，以死徇人不以为难，至于礼义之重，社稷所由安危，勣不知也。
而帝以为可以属幼孤，寄天下，过矣！且使勣信贤，托国于父，竭忠力以报其子，可矣。
何至父逐之，子复之，而后可哉！挟数以待臣下，于义既已薄矣。
凡此皆不知道之过也。
苟不知道，则凡所施于世，必有逆天理，失人心，而不自知者。
故楚昭王惟知大道，虽失国而必复。
太宗惟不知道，虽天下既安且治，而几至于绝灭。
孔子之所以观国者如此。

《狄仁杰》苏辙

母后临朝，据人君之地而私其亲。
有志之士，将欲正之，常患不克。
汉吕后欲王诸吕，王陵以高帝旧约争之曰：“非刘氏而王，天下共击之！背之不可。
”言虽直，不见省。
陵幸而不死，亦废不用。
唐武后废庐陵王，立豫王。
豫王虽在位，未尝省天下事。
徐敬业为之起兵于外，裴炎争之于内，皆不旋踵为戮。
何者，位尊权重，臣下所无奈何，势必至此也。
惠帝之亡也，陈平听张辟疆计，封王诸吕，吕后安之。
故平与周勃得执将相之柄，以伺其间。
后复听陆贾，交欢周勃。
将相之权不分，故周勃得入北军，左袒一呼，而吕氏以亡。
豫王既立，武后革命称帝，追尊祖考，封王子弟，戕杀天下豪俊，志得气满，以为武氏有太山之安矣。
狄仁杰虽为宰相，而未尝一言。
及后欲以三思为太子，访之大臣，仁杰乃曰：“臣观天人未厌唐德。
顷匈奴犯边，陛下使三思募士，逾月不及千人。
及使庐陵王，不旬浃得五万人。
今欲立嗣，非庐陵不可。
”后怒罢议。
久之，复召问曰：“朕数梦双陆不胜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双陆不胜，无子也。
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。
文皇帝身蹈锋刃，百战以有天下，传之子孙。
先帝寝疾，诏陛下监国。
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余年矣，又欲以三思为后，且母子与姑侄孰亲？陛下立庐陵王，则千秋万岁血食于太庙。
三思立宫庙，无祔姑之礼。
”后感悟，即日遣徐彦伯迎庐陵于房州而立之。
盖王陵、裴炎迎祸乱之锋，欲以一言折之，故不废则死。
陈平、狄仁杰待其已衰而徐正之，故身与国俱全。
惟吕后无子，亲止于侄，故没身而后变。
武后有子，母子之爱，人情之所同，故老而自复。
由此观之，陈、狄之所以成功者，皆以缓得之也。
然庐陵既立，而张易之、昌宗未去。
仁杰犹置之不问，复授之张柬之，俟其恶稔而后取。
岂以祸乱之根生于母子之间？不如是，则必至于毁伤故耶！老氏有言：“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。
”是谓微明，柔胜刚，弱胜强。
鱼不可以脱于渊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
二公得之矣。

《荀彧》苏辙

荀文若之于曹公，则高帝之子房也。
董昭建九锡之议，文若不欲，曹公心不能平，以致其死，君子惜之。
或以为文若先识之未究，或以为文若欲终致节于汉氏。
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。
文若始従曹公于东郡，致其算略，以摧灭群雄，固以帝王之业许之矣，岂其晚节复疑而不予哉！方是时，中原略定，中外之望属于曹公矣，虽不加九锡，天下不归曹氏而将安往？文若之意，以为劫而取之，则我有力争之嫌，人怀不忍之志，徐而俟之，我则无嫌而人亦无憾。
要之必得而免争夺之累，此文若之本心也。
惜乎曹公志于速得，不忍数年之顷，以致文若之死。
九锡虽至，而禅代之事，至子乃遂。
此则曹公之陋，而非文若之过也。

《贾诩上》苏辙

曹公入荆州，降刘琮，欲顺江东下，以取孙氏。
贾诩言于公曰：“公昔破袁氏，今收汉南，威名远闻，兵势盛矣！若因旧楚之饶，以飨吏士，抚安百姓，江东可以不劳众而定也。
”公不用其计，以兵入吴境，遂败于赤壁。
夫诩之所以说曹公，则李左车之所以说淮阴侯，使乘破赵之势，传檄以下燕者也。
方是时，孙氏之据江东已三世矣。
国险而民附，贤才为用，诸葛孔明以为可与为援而不可图。
而曹公以刘琮待之，欲一举而下之，难哉！使公诚用诩言，端坐荆州，使辩士持尺书结好于吴。
吴知公无并吞之心，虽未即降，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。
方是时，刘玄德方以穷客借兵于吴。
吴既修好于公，其势必不助刘，而玄德因可蹙矣。
惜乎谋之不善，荆州既不能守，而孙、刘皆奋。
孰谓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阴侯哉！其后公既降张鲁，下汉中，刘晔劝公乘胜取蜀，曰：“刘备，人杰也，有度而迟，得蜀日浅，蜀人未附也。
今举汉中，蜀人震骇，因其震而压之，无不克也。
若少缓之，诸葛亮善治国而为相，关羽、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，蜀人既定，冯险守要，不可犯也。
”公不従而反，天下皆惜晔计之不用。
夫玄德之贤，过于仲谋。
贾诩欲以文告怀仲谋，而晔欲以虚声下玄德，其愚智盖以远矣。
彼曹公不用晔计，岂非以诩言为戒也哉！春秋之际，楚子重伐郑。
晋栾武子救之，遇于绕角。
楚师还，晋师遂侵蔡。
楚人以申息之师救蔡。
晋群帅皆欲战，智庄子、范文子、韩献子谓武子曰：“吾来救郑，楚师不战，吾遂至于此，既迁戮矣。
戮而不已，又怒楚师，战必不克，虽克不令，若不能克，为辱已甚，不如还也。
”遂全师而归。
夫兵久于外，狃于一胜而轻与敌遇，我怠彼奋，败常十九。
古之习于兵者，盖知之矣。

《贾诩下》苏辙

用兵之难，盖有怵于外而动者矣。
力之所及，而义不可，君子不为也；义之所可，而力不及，君子不强也。
魏文帝始受汉禅，欲用兵吴、蜀，以问贾诩。
诩曰：“吴、蜀虽蕞尔小国，依阻山水。
刘备有雄才，诸葛亮善治国，孙权识虚实，陆逊见兵势，据险守要，泛舟江湖，皆难卒谋也。
用兵之道，先胜后战，量敌论将，故举无遗策。
臣窃料群臣，无权、备对，虽以天威临之，未见万全之势也。
”帝不能用，遂兴江陵之役，士卒多死。
是时帝始受禅，欲以武功夸示四方，贪得幸胜，未暇虑兵败势屈之辱也。
魏多谋臣，盖必有知之者矣，然皆莫敢言。
诩能言之，可谓不怵于外矣。
晋未苻坚拥百万之众，耻吴会之未服，欲一举下之，而不知晋之无衅。
谢安乘苻坚之败，知中原之荡析，而不知江南之微弱，势必不能成大功。
故苻坚至于失国，而谢安至于丧师。
二人者皆耻不若人，怵于外之患也。

《刘玄德》苏辙

事固有当作而不可作者，智者论其公私，权其轻重，而可否可决也。
蜀先主之于关羽，名虽君臣，而义则父子也。
先主入蜀，而羽攻曹仁于荆州。
吴乘其敝，羽以败死。
先主欲为羽报仇，义不可已也。
然吴、蜀之于魏，国小而兵弱，本以季汉君臣之分，缔交相亲，与魏为敌，则报仇之义，其公且重者在魏也。
释魏而事羽之怨，则为失所先后矣。
先主之在白帝也，吴之君臣惧而乞和，若以仇魏之重，俯而従之，义无不可也。
先主念羽之厚，拒而不许，君臣之义则至矣。
至于奋不虑害，兵败而继之以死，忘两国之大计，而徇一夫之遗念，则未为得矣。
诸葛孔明有言：“法孝直若在，必能止君此行，虽行亦必不至于败。
”然则孔明亦自以伐吴为失计矣哉。

《孙仲谋》苏辙

任人莫难于托国。
汉武帝因文、景富庶之后，虐用其民，厚自奉养，征伐四夷，几丧天下。
逮其晚岁，托国于霍光。
光知用兵之害，罢均输榷酤，与民休息，而天下复安。
凡武帝之所以得称贤君者，惟用霍光故也。
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，举国而付之诸葛孔明。
孔明又发李严、杨仪，援蒋琬、费祎而授之。
虽后主之不明，而守国三十余年，君臣相安，蜀人免于涂炭之患，过于魏、吴远甚。
吴大帝方其属任贤将，抗衡中原，曹公惮之。
及其老也，贤臣死亡略尽，喜诸葛恪之劲悍，越众而付以后事。
闼其用兵劳民之后，继起大役，兵折于外，既归而不能自克，将复肆志于僚友。
恪既以丧其躯，而孙氏因之三世绝统，吴、越之民陷于炮烙之地，国随以亡。
彼以进取之资用进取之臣，以徼一时之功可耳，至于托六尺之孤，寄千里之命，而亦属之斯人，其势必至是哉。

《晋宣帝》苏辙

世之说者曰：司马仲达之于魏，则曹孟德之于汉也。
是不然，二人智勇权略则同，而所处则异。
汉自董卓之后，内溃外畔，献帝奔走困踣之不暇，帝王之势尽矣，独其名在耳。
曹公假其名号，以服天下，拥而植之许昌，建都邑，征畔逆，皆曹公也。
虽使终身奉献帝，率天下而朝之，天下不归汉而归魏者，十室而九矣。
曹公诚能安而俟之，使天命自至，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纣，何以加之！惜其为义不终，使献帝不安于上，义士愤怨于下，虽荀文若犹不得其死，此则曹公之过矣。
如司马仲达则不然。
明帝之末，曹氏之业固矣。
虽明帝以淫虐失众，曹爽以骄纵得罪，而颠覆之形未见，天下未畔魏也。
仲达因其隙而乘之，拊其背而夺其成业，事与曹公异矣。
汉武帝之老也，托昭帝于霍光。
昭帝尚幼，燕王、盖主有篡取之心，上官桀、桑弘羊助之，此其祸急于曹爽。
霍光内毙燕、盖，外诛桀、羊，拥护昭帝。
讫，无骄君之色。
及昭帝早丧，国空无主，迎立昌邑。
昌邑不令，又援立宣帝。
柄在其手者屡矣，然退就臣位，不以自疑，中外悉其本心，亦无一人有异议者。
以仲达拟光，孰为得之邪？然光犹不足道。
蜀先主将亡，召诸葛孔明而告之曰：“嗣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
”复语后主：“汝与丞相従事，事之如父。
”后主之暗弱，孔明之贤智，蜀人知之矣。
使孔明有异志一摇手而定矣。
然外平徼外蛮夷，内废李平、廖立，旁御魏、吴，功成业定，又付之蒋琬、费祎，奉一昏主三十余年，而无纤芥之隙。
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。
故人患不诚。
苟诚忠孝，舜之于父母，伊尹之于太甲，终无间然者。
自仲达之后，人臣受六尺之寄，因而取之者多矣。
皆以其地势迫切，置而不取，则身必危，国必乱，至自比骑虎不可复下，此亦自欺而已哉！

《晋武帝》苏辙

立嫡以长不以贤；立子以贵不以长，古今之正义也。
然尧废丹朱用舜，而天下安；帝乙废微子立纣，而商以亡。
古之人盖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。
得已而不已，不得已而已之，二者皆乱也。
子非朱、纣，而废天下之正义，君子不忍也；子如朱、纣，而守天下之正义，君子不为也。
汉高帝始谓惠帝仁弱，欲废之而立如意，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，则寝废立之议而用平、勃。
平、勃皆贤，而权任均，故惠帝虽没，产、禄虽横，而援立文帝，汉室不病也。
武帝既老，知燕王旦、广陵王胥之不可用也，废之而立少子，任霍光、金日磾、上官桀、桑弘羊以后事。
当是时，昭帝之贤否未可知，而四人枉直相半也。
幸而昭帝明哲，霍光忠良，桀、羊虽欲为乱而不遂。
其后复废昌邑，立宣帝，而朝廷晏然无事。
盖人君不幸而立幼主，当如二帝属任贤臣，乃免于乱，此必然之势也。
魏明帝疾笃而无子，弃远宗子而立齐王，始欲辅以曹宇、曹肇，而幸臣刘放、孙资不便宇、肇之正，劝帝易以司马仲达、曹爽。
齐王既非天下之望，而爽又以庸才，与仲达奸雄为对，数年之间，遂成篡弑之祸。
晋武帝亲见此败矣。
惠帝之不肖，群臣举知之，而牵制不忍，忌齐王攸之贤，而恃愍怀之小惠，以为可以消未然之忧。
独有一汝南王亮，而不早用，举社稷之重而付之杨骏，至于一败涂地，无足怪也。
帝之出齐王也，王浑言于帝曰：“攸之于晋，有姬旦之亲，若预闻朝政，则腹心不贰之臣也。
国家之事，若用后妃外亲，则有吕氏、王氏之虞，付之同姓至亲，又有吴、楚七国之虑。
事任轻重所在，未有不为害者也。
惟当任正道，求忠良，不可事事曲设疑防，虑方来之患也。
若以智猜物，虽亲见疑，至于疏远，亦安能自保乎？人怀危惧，非为安之理。
此最国家之深患也。
”浑之言，天下之至言也。
帝不能用，而用王佑之计，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，楚王玮、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，以强帝室。
然晋室之乱，实成于八王。
吾尝筹之，如攸之亲贤，夺嫡之祸，非其志也。
不幸至此，天下所宗。
宗社之计，犹有赖也。
如佑之计，使子弟据兵以捍外患，如梁孝王之御吴、楚尚可，若变従中起，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内难，此与何进、袁绍召丁原、董卓以除宦官何异？古人有言，择福莫若重，择祸莫若轻，如武帝之择祸福，可谓不审矣。

《羊祜》苏辙

善为国者，必度其君可与共患难、可与同安乐而后者为，故功成而无后忧。
晋厉公与楚共王争郑，晋人知楚有可乘之隙，栾武子为政，欲出兵击之，曰：“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”。
范文子不欲，请释楚以为外惧。
武子不能用。
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。
厉公侈而多嬖宠，诸大夫富则凌上，国有大功，则君臣不相安，乱之所自生也。
既谋之不従，出而遇楚，犹欲避楚而归，既胜反国，曰：“乱将作矣，吾不可以俟。
”使其祝宗祈死。
逾年而厉公杀三却，立胥童。
栾书杀胥童，弑厉公。
文子虽死而免于大难，子孙与晋国相终始。
范蠡事越王勾践，反自会稽，扶人民，厉甲兵，七年而杀吴王夫差。
归未及国，知越王之难与同安乐也，扁舟去之，卒免文种之戮。
若二子者，可谓有先见之明矣。
范文子至于自杀，范蠡至于逃亡而不顾，何则？所全者大也。
晋武帝既受魏禅，中原富强，群臣用命。
吴孙皓以淫虐失众，有亡国之衅。
晋人习于长江之险，以为未可取也。
羊祜为襄阳守，知其不能久，陈可取之计，武帝纳之。
祜又进王浚、杜预，以成灭吴之功，后世皆称其贤。
吾尝论祜巧于策吴，而拙于谋晋。
何以言之？武帝之为人，好善而不择人，苟安而无远虑，虽贤人满朝，而贾充、荀勖之流以为腹心，使吴尚在，相持而不敢肆，虽为贤君可也。
吴亡之后，荒于女色，蔽于庸子，疏贤臣，近小人，去武备，崇藩国，所以兆亡国之祸者，不可胜数，此则灭吴之所従致也。
孟子曰：“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，国常亡。
故人常生于忧患，而死于安乐。
”祜不虑此，而锐于灭吴，其不若范文子远矣。
或曰：“吴灭而晋乱，此天命，非人事也，而羊祜何罪焉？”吾应之曰：为国当论人事，使祜不为灭吴之计，孙皓穷凶而死，吴更立君，则长江未可越也。
吴既不亡，则晋之君臣，厉精不懈。
是吴不灭，而晋不乱也。
不犹愈于吴灭而晋乱乎？祜之将死也，武帝欲使卧护诸将，祜曰：“灭吴不须臣自行，但吴平之后，当劳圣虑耳。
”推祜此言，盖亦忧在平吴矣。
忧在平吴而勇于灭吴，其不若范文子远矣。

《王衍》苏辙

圣人之气以御物者三，道一也，礼二也，刑三也。
《易》曰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
”礼与刑，皆器也。
孔子生于周末，内与门弟子言，外与诸侯大夫言，言及于道者盖寡也。
非不能言，谓道之不可以轻授人也。
盖尝言之矣。
曰：“参乎，吾道一以贯之。
”夫道以无为体，而入于群有，在仁而非仁，在义而非礼，在智而非智。
惟其非形器也，故目不可以视而见，耳不可以听而知。
惟君子得之于心，以之御物，应变无方，而不失其正，则所谓时中也。
小人不知，而窃其名，与物相遇，辄捐理而徇欲，则所谓无忌惮也。
故孔子不以道语人，其所以语人者必以礼。
礼者，器也。
而孔子必以教人，非吝之也。
盖曰：“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。
”君子由礼以达其道，而小人由礼以达其器。
由礼以达道，则自得而不眩；由礼以达器，则有守而不狂，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礼也。
若其下者视之，以礼而不格，然后待之以刑辟。
三者具，而圣人之所以御物者尽矣。
三代已远，汉之儒者，虽不闻道，而犹能守礼，故在朝廷则危言，在乡党则危行，皆不失其正。
至魏武始好法术，而天下贵刑名；魏文始慕通达，而天下贱守节。
相乘不已，而虚无放荡之论盈于朝野。
何晏、邓飏导其源，阮籍父子涨其流，而王衍兄弟卒以乱天下。
要其终皆以济邪佞，成淫欲，恶礼法之绳其奸也。
故蔑弃礼法，而以道自命。
天下小人便之，君臣奢纵于上，男女淫佚于下，风俗大坏，至于中原为墟而不悟。
王导、谢安，江东之贤臣也。
王导无礼于成帝而不知惧，谢安作乐于期丧而不受教，则废礼慕道之俗然矣。
东晋以来，天下学者，分而为南北。
南方简约，得其精华；北方深芜，穷其枝叶。
至唐始以义疏通南北之异，虽未闻圣人之大道，而形器之说备矣。
上自郊庙朝廷之仪，下至冠婚丧祭之法，何所不取于此？然以其不言道也，故学者小之，于是舍之而求道，冥冥而不可得也，则至于礼乐度数之间，字书形声之际，无不指以为道之极。
然反而察其所以施于世者，内则谗谀以求进，外则聚敛以求售，废端良，聚苟合，杜忠言之门，辟邪说之路，而皆以诗书文饰其为，要之与王衍无异。
呜呼，世无孔、孟，使杨、墨塞路而莫之辟，吾则罪人尔矣！

《汉武帝》苏辙

天下利害，不难知也。
士大夫心平而气定，高不为名所眩，下不为利所怵者，类能知之。
人主生于深宫，其闻天下事至鲜矣，知其一不达其二，见其利不睹其害，而好名贪利之臣，探其情而逢其恶，则利害之实乱矣。
汉武帝即位三年，年未二十，闽、越举兵围东瓯。
东瓯告急，帝问太尉田蚡。
蚡曰：“越人相攻，其常事耳，又数反复，不足烦中国往救。
”帝使严助难蚡曰：“特患力不能救，德不能复。
诚能，何故弃之？小国以穷困来告急，天子不救，尚何所诉！”帝诎蚡议，而使助持节发会稽兵救之。
自是征南越，伐朝鲜，讨西南夷，兵革之祸加于四夷矣。
后二年，匈奴请和亲，大行王恢请击之，御史大夫韩安国请许其和，帝従安国议矣。
明年，马邑豪聂壹因恢言：“匈奴初和亲，亲信边，可诱以利致之，伏兵袭击，必破之道也。
”帝命公卿议之，安国、恢往反议甚苦。
帝従恢议，使聂壹卖马邑城以诱单于。
单于觉之而去，兵出无功。
自是匈奴犯边，终武帝无宁岁，天下几至大乱。
此二者，田蚡、韩安国皆知非，而迫于利口，不能自伸。
武帝志求功名，不究利害之实，而遽従之。
及其晚岁，祸灾并起，外则黔首耗散，内则骨肉相贼杀，虽悔过自咎，而事已不救矣。
然严助以交通淮南，张汤论杀之。
王恢以不击匈奴，亦坐弃市。
二人皆罪不至死，而不免大戮，岂非首祸致罪，天之所不赦故耶！

《汉昭帝》苏辙

周成王以管、蔡之言疑周公，及遭风雷之变，发金滕之书，而后释然，知其非也。
汉昭帝闻燕王之谮，霍光惧不敢入。
帝召见光，谓之曰：“燕王言将军都郎，道上称跸，又擅调益幕府校尉。
二事属尔，燕王何自知之。
且将军欲为非，不待校尉。
”左右闻者皆伏其明，光由是获安，而燕王与上官皆败。
故议者以为昭帝之贤于成王。
然成王享国四十余年，治致刑措。
及其将崩，命召公、毕公相康王，临死生之变，其言琅然不乱。
昭帝享国十三年，年甫及冠，功未有见于天下，其不及成王者亦远矣。
天寿虽出于天，然人事常参焉。
故吾以为成王之寿考，周公之功也；昭帝之短折，霍光之过也。
昔晋平公有蛊疾，医和视之曰：“是谓近女，非鬼非食，惑以丧志。
良臣将死，天命不宥。
”“国之大臣，受其宠禄，而任其大节，有灾祸兴而无改焉，必受其咎。
”以此讥赵孟，赵孟受之不辞，而霍光何逃焉Ｉ王之幼也，周公为师，召公为保，左右前后皆贤臣也。
虽以中人之资，而起居饮食，日与之接，逮其壮且老也，志气定矣，其能安富贵易生死，盖无足怪者。
今昭帝所亲信，惟一霍光。
光虽忠信笃实，而不学无术。
其所与国事者，惟一张安世，所与断几事者，惟一田延年。
士之通经术、识义理者，光不识也。
其后虽闻久阴不雨之言，而贵夏侯胜，感蒯聩之事，而贤隽不疑，然终亦不任也。
使昭帝居深宫，近嬖幸，虽天资明断，而无以养之，朝夕害之者众矣，而安能及远乎。
人主不幸，未尝更事而履大位，当得笃学深识之士日与之居，示之以邪正，晓之以是非，观之以治乱，使之久而安之，知类通达，强立而不反，然后听其自用而无害。
此大臣之职也。
不然，小人先之，悦之以声色犬马，纵之以驰骋田猎，侈之以宫室器服。
志气已乱，然后入之以谗说，变乱是非，移易白黑，纷然无所不至。
小足以害其身，而大足以乱天下。
大臣虽欲有言，不可及矣。
《语》曰：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。
”故人必知道而后知爱身，知爱身而后知爱人，知爱人而后知保天下。
故吾论三宗享国长久，皆学道之力。
至汉昭帝，惜其有过人之明，而莫能导之以学。
故重论之，以为此霍光之过也。

《汉哀帝》苏辙

汉哀帝自诸侯为天子，方其在国，好礼节俭。
知成帝优容舅家，权夺于王氏。
及即位，收揽威柄，朝廷竦然，庶几于治。
既而傅太后侵侮王后，僭窃名号，始失天下心。
帝复宠任幸臣董贤，位至三公，富拟帝室。
虽欲贬损王氏，而身既失德，朝无名臣，所以资之者多矣。
《诗》曰：“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。
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
”二者帝皆失之，其若王氏何！方帝之崩也，王太后召大司马贤，引见东厢，问以丧事调度，贤内忧不能对，免冠谢。
太后曰：“新都侯莽，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，晓习故事，召令莽助君。
”贤顿首幸甚。
莽既至，使尚书劾免贤。
贤即日自杀。
王氏代汉之祸，实成于此。
昔高帝寝疾，有吕氏之忧。
吕后问以后事，帝曰：“陈平智有余，然难独任。
王陵少戆，可以助之。
周勃厚重少文，然安刘氏必勃也，可令为太尉。
”及产、禄之变，王陵争之于前，平、勃定之于后，皆如高帝所虑。
文帝末年，有七国之忧，戒太子曰：“即有缓急，周亚夫可任将兵。
”及吴楚之变，亚夫为大将，破之数月之间，亦如文帝所虑。
今王氏之乱，与吕氏、七国等耳，而哀帝无其人，汉遂以亡。
非特天命，盖人谋也。

《汉光武上》苏辙

人主之德，在于知人，其病在于多才。
知人而善用之，若己有焉，虽至于尧舜可也。
多才而自用，虽有贤者，无所复施，则亦仅自立耳。
汉高帝谋事不如张良，用兵不如韩信，治国不如萧何，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，西破强秦，东伏项羽，曾莫与抗者。
及天下既平，政事一出于何，法令讲若画一，民安其生，天下遂以无事。
又继之以曹参，终之以平、勃，至文、景之际，中外晏然。
凡此皆高帝知人之余功也。
东汉光武，才备文武，破寻邑，取赵、魏，鞭笞群盗，算无遗策，计其武功若优于高帝。
然使当高帝之世，与项羽为敌，必有不能办者。
及既履大位，惩王莽篡夺之祸，虽置三公，而不付以事，专任尚书，以督文书，绳奸诈为贤，政事察察，下不能欺，一时称治。
然而异己者斥，非谶者弃，专以一身任天下，其智之所不见，力之所不举者多矣。
至于明帝，任察愈甚。
故东汉之治，宽厚乐易之风，远不及西汉。
贤士大夫立于其朝，志不获伸。
虽号称治安，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，君子不尚者也。

《汉光武下》苏辙

高帝举天下后世之重属之大臣。
大臣亦尽其心力以报之。
故吕氏之乱，平、勃得置力焉，诛产、禄，立文帝，若反复手之易。
当是时，大臣权任之盛，风流相接，至申屠嘉犹召辱邓通，议斩晁错，而文、景不以为忤，则高帝之用人，其重如此。
景、武之后，此风衰矣。
大臣用舍，仅如仆隶。
武帝之老也，将立少主，知非大臣不可，乃委任霍光。
霍光之权，在诸臣右，故能翊昭建宣，天下莫敢异议。
至于宣帝，虽明察有余，而性本忌克，非张安世之谨畏，陈万年之顺従，鲜有能容者。
恶杨恽、盖宽饶，害赵广汉、韩延寿，悍然无恻怛之意。
高才之士侧足而履其朝。
陵迟至于元、成，朝无重臣，养成王氏之祸。
故莽以斗筲之才，济之以欺罔，而士无一人敢指其非者。
光武之兴，虽文武之略，足以鼓舞一世，而不知用人之长以济其所不足。
幸而子孙皆贤，权在人主，故其害不见。
及和帝幼少，窦后擅朝。
窦宪兄弟恣横，杀都乡侯畅于朝，事发，请击匈奴以自赎。
及其成功，又欲立北单于，以树恩固位。
袁安、任隗皆以三公守义力争，而不能胜，幸而宪以逆谋败。
盖光武不任大臣之积其弊乃见于此。
其后汉日以衰。
及其诛阎显，立顺帝，功出于宦官；黜清河王，杀李固，事成于外戚。
大臣皆无所与。
及其末流，梁冀之害重，天下不能容，复假宦官以去之。
宦官之害极，天下不能堪，至召外兵以除之。
外兵既入，而东汉之祚尽矣。
盖光武不任大臣之祸，势极于此。
夫人君不能皆贤。
君有不能，而属之大臣，朝廷之正也。
事出于正，则其成多，其败少。
历观古今大臣任事而祸至于不测者，必有故也。
今畏忌大臣，而使他人得乘其隙，不在外戚，必在宦官。
外戚宦官更相屠灭，至以外兵继之。
呜呼，殆哉！

《隗嚣》苏辙

智者为国，知所去就，大义既定，虽有得失，不为害也。
隗嚣初据陇坻，谦恭下士，豪杰归之，刑政修举，兵甲富盛，一时窃据之中，有贤将之风矣。
然圣公乘王莽之败，拥众入关，君臣贪暴，不改盗贼之旧，败亡之势，匹夫匹妇皆知之矣。
而嚣举大众，束手称臣，违方望之言，陷诸父于死地，仅以身免。
及光武自河北入洛，政修民附，贤士满朝，群盗十去六七，而嚣惩既往之祸，方拥兵自固，为六国之计，谋臣去之，义士笑之。
而嚣与王元、王捷一二人，以死守之。
始従圣公而不吝，终背光武而不悔，去就之计，无一得者，至于杀身亡国，盖不足怪也。
刘表专制荆州，土广民众，势重于天下。
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，二人皆求助于表。
表方晏然自守，一无所与。
韩嵩说表曰：“两雄相持，天下之重，在于将军。
果欲有为，起乘其弊可也。
如其不然，则将择所宜従。
岂可拥甲十万，坐观成败，求援而不能救，见贤而不肯归。
此两怨必集于将军，恐不得中立矣。
”表犹豫不能用，卒为曹公所并。
隗嚣、刘表，雍容风议，皆得长者之誉，然其败也，皆以去就不明失之。
不如张鲁之庸，败亡之余，知所归往，犹能保其后嗣。
《兵法》有之：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；知彼而不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辄殆。
”夫惟知彼知己，而后知所去就哉！

《邓禹》苏辙

邓禹初以兵入关，乘胜独克，关辅响震。
是时赤眉方入长安，诸将豪杰，皆劝禹径乘其乱。
禹曰：“吾众虽多，能战者少，前无可仰之积，后无转馈之资。
赤眉新拔长安，财富兵锐，未易当也。
盗贼群居，无终日之计，财谷虽多，变故万端，非能坚守者也。
上郡、北地、安定三郡，土广人希，饶谷多畜。
吾且休兵北道，就粮养士，以观其变，乃可图也。
”于是引兵北屯栒邑。
光武闻之，敕禹以时进讨。
禹固执前意，磐桓不进。
明年赤眉西走扶风，禹乃入长安，谒祠高庙，收十一帝神主，然卒不能定关中，无功而归。
盖赤眉之乱，光武欲急攻之，禹欲缓取之。
议者见禹之败，因以禹为失计。
吾以为不然。
赤眉方强，急之实难，缓之为得。
逮其自败，西走扶风，而禹乘之，犹能还兵败禹，而况其未走也哉！如光武之计，盖不知赤眉方强，而禹兵力不足。
若审知如此，听禹坚守北道，时出挠之，而使别将挟持其东，东西蹙之，磨以岁月，而赤眉成擒矣。
禹之败而西归也，与冯异相遇，要异共攻赤眉。
异曰：“异与贼相遇，且数十日，虽屡获雄将，余众尚多，可稍以恩信倾诱，难卒用兵破也。
上今使诸将屯渑池，要其东，而异击其西，一举取之。
此万全计也。
”禹又不従而败。
由此观之，禹本计不失，而帝不能用，禹亦迫于君命，不能自固耳。

《李固》苏辙

孔子谓颜子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。
”用而不行，则何以利人？舍而不藏，则何以保身？圣人之于天下，理极于是而已。
陈灵公与其大夫孔宁、仪行父宣淫于朝，泄冶强谏以死。
《春秋》书之曰：“陈杀其大夫泄冶。
”君虽无道，而泄冶亦名。
以为无益于事而害其身，君子不为也。
李固立于顺、桓之间，内无愧于其心，外无负于其人，东汉名臣，如固一二人耳。
然事有可恨者。
冲帝之亡也，固欲立清河王蒜，梁冀不従而立质帝。
质帝之亡也，固复以清河为请，与胡广、赵戒同谋。
广、戒惧而中变，固独与杜乔争之。
冀积怒愤发，策免固而立桓帝。
其后岁余，刘文、刘鲔谋立清河，冀遂诬固与文、鲔通谋，杀之。
吾窃怪固为三公，再欲立蒜而不克。
冀如豺狼，疾之如仇雠。
独一梁太后知其贤，欲宥之而不能。
固虽贪立贤君，存汉社稷，势必无成矣。
一举不中，奉身而去，得免于祸，斯已幸矣。
再更大变，固守前议，迟迟不去，以陷于大戮。
则固之死，仅自取也。
不然，如固之贤，吾何间然哉！

《陈蕃》苏辙

《易》曰：“君不密，则失臣；臣不密，则失身；几事不密，则害成。
”是故鸷鸟将击，必匿其形，非以智御物，而事不得不尔。
谋未发而使人知之，未有不殆者也。
陈蕃将与窦武共诛宦官。
蕃自谓外従人望，内有德于窦后，事无不克，乃先事露章曰：“臣闻言不直而行不正，则为欺乎天而负乎人。
危言极意，则群凶侧目，祸不旋踵。
均此二者，臣宁得祸，不忍欺天。
今道路讻々，皆言侯览、曹节、公乘昕、王甫、郑赡养<风立>等，与赵夫人诸女尚书并乱天下。
若不急诛，必生变乱，倾覆社稷。
愿出臣章宣示左右，令诸奸知臣疾之。
”太后不従，闻者莫不震恐。
谋未及发，曹节等矫诏杀之。
时蕃七十余矣，闻难，将官属门生八十余人，拔刃入承明门，攘臂大呼。
适遇王甫，甫收杀之。
呜呼，天下将亡汉邪！蕃一朝老臣，名重天下，而狷狂寡虑，乃与未尝更事者比，几乎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斯岂孔子所谓贤哉！

予少而力学，先君，予师也，亡兄子瞻，予师友也。
父兄之学，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。
以为士生于世，治气养心，无恶于身，推是以施之人，不为苟生也。
不幸不用，犹当以其所知，著之翰墨，使人有闻焉。
予既壮而仕。
仕宦之余，未尝废书，为《诗》、《春秋》集传，因古之遗文，而得圣贤处身临事之微意，喟然太息，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。
其后复作《古史》，所论益广，以为略备矣。
元符庚辰，蒙恩归自岭南，卜居颍川。
身世相忘，俯仰六年，洗然无所用心，复自放图史之间。
偶有所感，时复论著。
然已老矣，目眩于观书，手战于执笔，心烦于虑事，其于平昔之文益以疏矣。
然心所嗜，不能自己，辄存之于纸。
凡四十有五篇，分五卷。

《尧舜》苏辙

尧之世，洚水为害。
以意言之，尧之为国，当日夜不忘水耳。
今考之于《书》，观其为政先后：命义和正四时，务农事，其所先也，未乃命鲧以治水。
鲧九年无成功，乃命四岳举贤以逊位。
四岳称舜之德曰：“父顽，母嚚，象傲，克谐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奸。
”尧以为然而用之，君臣皆无一言及于水者。
舜既摄事，黜鲧而用禹，洚水以平，天下以安。
尧、舜之治，其缓急先后，于此可见矣。
使五教不明，父子不亲，兄弟相贼，虽无水患，求一日之安，不可得也。
使五教既修，父子相安，兄弟相友，水虽未除，要必有能治之者。
昔孔子论政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
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
”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
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
”古之圣人，其忧深虑远如此。
世之君子，凡有志于治，皆曰富国而强兵。
患国之不富，而侵夺细民；患兵之不强，而陵虐邻国。
富强之利终不可得，而谓尧、舜、孔子为不切事情，於乎殆哉！

《三宗》苏辙

黄帝、尧、舜，寿皆百年，享国皆数十年。
周公作《无逸》，言商中宗享国七十五年，高宗五十九年，祖甲三十三年。
文王受命中身，享国五十年。
自汉以来，贤君在位之久，皆不及此。
西汉文帝二十三年，景帝十六年，昭帝十二年。
东汉明帝十八年，章帝十三年，和帝十二年，唐太宗二十三年。
此皆近世之明主，然与《无逸》所谓“不知稼穑之艰难，不闻小人之劳，惟耽乐之従”，“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五六年，或四三年”者，无以大相过也。
至其享国长久，如秦始皇帝、汉武帝、梁武帝、唐文帝、唐玄宗，皆以临御久远，循致大乱，或以失国，或仅能免其身。
其故何也？人君之富，其倍于人者千万也，膳服之厚，声色之靡，所以贼其躬者多矣。
朝夕于其间而无以御之，至于夭死者，势也。
幸而寿考，用物多而害民久，矜己自圣，轻蔑臣下，至于失国，宜矣。
古之贤君，必志于学，达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贵，其视子女玉帛与粪土无异，其所以自养，乃与山林学道者比，是以久于其位而无害也。
傅说之诏高宗曰：“王，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，学于古训乃有获。
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。
惟学逊志，务时敏，厥修乃来，允怀于兹，道积于厥躬，惟斅学半，念终始典与学，厥德修罔觉。
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。
”呜呼，傅说其知此矣。

《周公言》苏辙

周公之所以治周者，莫详于《周礼》。
然以吾观之，秦、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，非周公之无书也。
何以言之？周之西都，今之关中也；其东都，今之洛阳也。
二都居北山之阳，南山之阴，其地东西长，南北短。
短长相补，不过千里，古今一也。
而《周礼》：王畿之大，四方相距千里，如画棋局，近郊远郊，甸地稍地，大都小都，相距皆百里。
千里之方，地实无所容之，故其畿内远近诸法，类皆空言耳。
此《周礼》之不可信者，一也。
《书》称：“武王克商而反商政，列爵惟五，分土惟三。
”故孟子曰：“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侯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
不能五十里，不达于天子，附于诸侯，曰‘附庸’。
”郑子产亦云，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。
而《周礼》：诸公之地方五百里，诸侯四百里，诸伯三百里，诸子二百里，诸男百里，与古说异。
郑氏知其不可，而为之说曰：“商爵三等，武王增以子、男，其地犹因商之故。
周公斥大九州，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。
于是千乘之赋，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乘，千乘而千成，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。
”吾窃笑之。
武王封之，周公大之，其势必有所并；有所并，必有所徙。
一公之封，而子男之国为之徙者，十有六。
对数大国，而天下尽扰。
此书生之论，而有国者不为也。
传有之曰：“方里而井，十井为乘。
”故十里之邑而百乘，百里之国而千乘，千里之国而万乘，古之道也。
不然，百乘之家，为方百里，万乘之国，为方数圻矣。
古无是也。
《语》曰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。
”千乘虽古之大国，而于衰周为小。
然孔子犹曰：“安见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？”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，犹有不及五十里矣。
韩氏、羊舌氏，晋大夫也，其家赋九县，长毂九百，其余四十县，遗守四千。
谓一县而百乘则可，谓一县而百里，则不可。
此《周礼》之不可信者，二也。
王畿之内，公邑为井田，乡遂为沟洫。
此二者，一夫而受田百亩，五口而一夫为役，百亩而税之十一，举无异也。
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，至于一同而方百里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，沟、洫、浍三。
沟、洫之制，至于万夫，方三十二里有半，其所以通水利者，遂、沟、洫、浍、川五，利害同而法制异，为地少而用力博。
此亦有国者之所不为也。
楚蒍掩为司马，町原防，井衍沃。
盖平川广泽，可以为井者井之，在阜堤防之间，狭不可井，则町之。
〈杜预以町为小顷町〉皆因地以制广狭多少之异。
井田、沟洫，盖亦然耳，非公邑必为进田，而乡遂必为沟洫。
此《周礼》之不可信者，三也。
三者既不可信，则凡《周礼》之诡异远于人情者，皆不足信也。
古之圣人，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，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。
立法以强人，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。

《五伯》苏辙

五伯，桓、文为盛。
然观其用兵，皆出于不得已。
桓公帅诸侯以伐楚，次于陉而不进，以待楚人之变。
楚使屈完如师，桓公陈诸侯之师，与之乘而观之。
屈完见齐之盛，惧而求盟。
诸侯之师成列，而未试也，桓公退舍召陵，与之盟而去之。
夫岂不能一战哉，知战之不必胜，而战胜之利不过服楚。
全师之功，大于克敌，故以不战服楚，而不吝也。
晋文公以诸侯遇楚于城濮，楚人请战。
文公思楚人之惠，退而避之三舍。
军吏皆谏，舅犯曰：“我退而楚还，我将何求？若其不还，君退，臣犯，曲在彼矣。
”师退而楚不止，遂以破楚而杀子玉。
使文公退而子玉止，则文公之服楚，亦与齐桓等，无战胜之功矣。
故桓、文之兵，非不得已不战，此其所以全师保国无敌于诸侯者也。
至宋襄公，国小德薄，而求诸侯，凌虐邾、鄫之君，争郑以怒楚，兵败身死之不暇，虽窃伯者之名，而实非也。
其后秦穆公东平晋乱，西伐诸戎；楚庄王克陈入郑，得而不取，皆有伯者之风矣。
然穆公听杞子之计，违蹇叔而用孟明，千里袭郑，覆师于殽，虽悔过自誓，列于《周书》，而不能东征诸夏以终成伯业。
庄王使申舟聘齐，命无假道于宋。
舟知必死，而王不听，宋人杀之。
王闻其死，投袂而起，以兵伐宋，围之九月，与之盟而去之。
虽号能服宋，然君子以为此不假道之师也。
齐灵公、楚灵王之所为，王亦为之，而尚何以为伯乎？於乎，此二君者，皆贤君也。
兵一不义，而几至于狼狈，不能与桓、文齿，而况其下者哉。

《管仲》苏辙

先君尝言：管仲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以桓公伯，孔子称其仁，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乱，使桓公死不得葬，曰：“管仲盖有以致此也哉！”管仲身有三归，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，而不以为非，此固适庶争夺之祸所従起也。
然桓公之老也，管仲与桓公为身后之计，知诸子之必争，乃属世子于宋襄公。
夫父子之间，至使他人与焉，智者盖至此乎。
於乎，三归、六嬖之害，溺于淫欲而不能自克，无己则人乎！《诗》曰：“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。
”四方且犹顺之，而况于家人乎？《传》曰：“管仲病且死，桓公问谁可使相者。
管仲曰：‘知臣莫若君。
’公曰：‘易牙何如？’对曰：‘杀子以适君，非人情，不可。
’公曰：‘开方何如？’曰：‘倍亲以适君，非人情，难近。
’公曰：“竖刁何如？’曰：‘自宫以适君，非人情，难亲。
’管仲死，桓公不用其言，卒近三子，二年而祸作。
”夫世未尝无小人也，有君子以闲之，则小人不能奋其智。
《语》曰：“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。
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
”岂必人人而诛之！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，而无以御之，何益于事？内既不能治身，外复不能用人，举易世之忧，而属之宋襄公，使祸既已成，而后宋人以干戈正之。
於乎殆哉！昔先君之论云尔。

《知罃赵武》苏辙

齐桓公存三亡国，以属诸侯，其义多于晋文，然桓公没而齐乱，其后不能复伯。
文公子孙世为盟主，二百余年，与春秋相终始。
其故何也？虽襄公、悼公之贤，齐所无有，然其所以保伯业而不失者，则有在也。
伯者之盛，非能用兵以服诸侯之难，而能不用兵以服诸侯之为难耳。
文公之后，前有知罃，后有赵武，皆能不用兵以服诸矣。
此晋之所以不失伯也。
悼公与楚争郑，三合诸侯之师，其势足以举郑而却楚。
晋之群臣中行偃、栾黡之徒欲一战以服楚者众矣。
惟知罃为中军将，知用兵之难，胜负之不可必，三与楚遇，皆迁延稽故，不与之战，卒以敝楚而服郑。
此则知罃不用兵之功也。
悼公死，平公立。
平公非悼公比也，然能属任赵武。
武尝与楚屈建合诸侯之大夫于宋，以求弭兵。
赵武于此，有仁人之心二焉。
方其未盟也，屈建衷甲将以袭武。
武与叔向谋之，叔向曰：“以信召人，而以僭济之，人谁与之？安能害我？”武従其言。
卒事，而楚不敢动。
将盟，晋楚争先。
叔向又曰：“诸侯归晋之德只，非归其尸盟也。
子务德，无争先。
”武亦従而先之。
此二者，非仁人不能。
何也，人将衷甲以袭我，我亦衷甲以待之，此势之所必至也。
不幸不胜，无可言者。
虽幸而胜，晋、楚之祸必自是始。
晋为盟主，常先诸侯矣。
晋未失诸侯，而楚求先之，若与之争，楚必不听，晋、楚之祸亦必自是始。
然此二者，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。
忍之近于弱，不忍近于强，而武能忍之。
晋、楚不争，而诸侯赖之。
故吾以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。
凡晋之所以不失诸侯，而赵氏之所以卒兴于晋者，由此故也。
《春秋》书宋之盟，实先晋而后楚，孔子亦许之欤！

《汉高帝》苏辙

高帝之入秦，一战于武关，兵不血刃，而至咸阳。
此天也，非人也。
秦之亡也，诸侯并起，争先入关。
秦遣章邯出兵击之。
秦虽无道，而其兵方强，诸侯虽锐，而皆乌合之众，其不敌秦明矣。
然诸侯皆起于群盗，不习兵势，陵藉郡县，狃于亟胜，不知秦之未可攻也。
于是章邯一出而杀周章，破陈涉，降魏咎，毙田儋，兵锋所至，如猎狐兔，皆不劳而定。
后乃与项梁遇，苦战再三，然后破之。
梁虽死，而秦之锐锋亦略尽矣。
然邯以为楚地诸将不足复虑，乃渡河北击赵。
邯既北，而秦国内空。
至是秦始可击，而高帝乘之。
此正兵法所谓避实而击虚者。
盖天命，非人谋也。
项梁之死也，楚怀王遣宋义、项羽救赵。
羽愿与沛公西入关。
怀王诸老将皆曰：“项羽为人栗悍祸贼，尝攻襄城，襄城无噍类，所过无不残灭。
且楚数进取，前陈王、项梁皆败，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，告论秦父兄。
秦父兄苦其主久矣，诚得长者往，无侵暴，宜可下。
”卒不许项羽，而遣沛公。
沛公方入关，而项羽已至河北，与章邯相持。
邯虽欲还兵救秦，势不得矣。
怀王之遣沛公固当，然非邯、羽相持于河北，沛公亦不能成功。
故曰：此天命，非人谋也。

《汉文帝》苏辙

老子曰：“柔胜刚，弱胜强。
”汉文帝以柔御天下，刚强者皆乘风而靡。
尉佗称号南越，帝复其坟墓，召贵其兄弟。
佗去帝号，俯伏称臣。
匈奴桀敖，陵驾中国。
帝屈体遣书，厚以缯絮。
虽未能调伏，然兵革之祸，比武帝世，十一二耳。
吴王濞包藏祸心，称病不朝。
帝赐之几仗，濞无所发怒，乱以不作。
使文帝尚在，不出十年，濞亦已老死，则东南之乱，无由起矣。
至景帝不能忍，用晁错之计，削诸侯地。
濞因之号召七国，西向入关。
汉遣三十六将军，竭天下之力，仅乃破之。
错言：诸侯强大，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；削之，反疾而祸小，不削，反迟而祸大。
世皆以其言为信，吾以为不然。
诚如文帝忍而不削，濞必未反。
迁延数岁之后，变故不一，徐因其变而为之备，所以制之者，固多术矣。
猛虎在山，日食牛羊，人不能堪，荷戈而往刺之，幸则虎毙，不幸则人死，其为害亟矣。
晁错之计，何以异此！若能高其垣墙，深其陷阱，时伺而谨防之，虎安能必为害。
此则文帝之所以备吴也。
呜呼！为天下虑患，而使好名贪利小丈夫制之，其不为晁错者鲜矣！

《汉景帝》苏辙

汉之贤君，皆曰文、景。
文帝宽仁大度，有高帝之风。
景帝忌克少恩，无人君之量，其实非文帝比也。
帝之为太子也，吴王濞世子来朝，与帝博而争道，帝怒以博局提杀之。
濞之叛逆，势激于此。
张释之，文帝之名臣也，以劾奏之恨，斥死淮南。
邓通，文帝之幸臣也，以吮痈之怨，困迫至死。
晁错始与帝谋削诸侯，帝违众而用之，及七国反，袁盎一说，谲而斩之东市，曾不之恤。
周亚夫为大将，折吴、楚之锐锋，不数月而平大难，及其为相，守正不阿，恶其悻悻不屈，遂以无罪杀之。
梁王武，母弟也，骄而従之，几致其死。
临江王荣，太子也，以母失爱，至使酷吏杀之。
其于君臣、父子、兄弟之际，背理而伤道者，一至于此。
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国，与文帝俱称贤君者，惟不改其恭俭故耳。
《春秋》之法，弑君称君，君无道也，称臣，臣之罪也。
然陈侯平国、蔡侯般，皆以无道弑，而弑皆称臣，以为罪不及民故也。
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，而犹称贤君，岂非躬行恭俭、罪不及民故耶？此可以为不恭俭者戒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