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交流

  中国文学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学之一,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,产生过很大的世界影响。中国文学的对外影响,有一个从东方逐步扩大到欧洲最后到达美洲的过程。具体可分4个段:

  第一阶段是唐代。唐代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,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广泛频繁,中国以诗歌为主的文学也开始传到国外,主要影响范围是邻近的日本  、朝鲜半岛、天竺(今印度)、大食(今阿拉伯)及东南亚各国。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始于秦汉,唐代达到高潮,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元稹等诗人的诗作都为日本人所喜爱,影响最大的当属白居易的诗。据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记载,当时传到日本的有《白氏文集》(70卷),《白氏长庆集》(29卷)。平安时代的诗集与《和汉朝咏集》共收录589首诗  ,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137首之多。白诗不仅在日本宫廷中流传,曾受到嵯峨天皇的激赏,宫廷女官紫式部所著长篇小说《源氏物语》明显地受白诗影响,贵族文人多喜欢白诗,而且白诗也为平民百姓所欢迎,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。其他方面,如南朝梁太子萧统所编《文选》,在文艺思想和编选体例上也给日本诗歌总集《万叶集》以影响。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学家阿倍仲麻吕(汉名晁衡),曾被派遣来中国留学,在唐生活50余年。日本高僧空海(弘法大师),游学于唐,归国时携回大量中国书籍,其后撰著《文镜秘府论》(6卷),将中国诗文作品、文学理论介绍给日本人民。

  第二阶段是18世纪开始对欧洲的影响时期。近代西方人从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,而正式把中国文化传往近代西方的是一些前来中国的传教士,18世纪形成第一次热潮。明末天启六年(1626),法国人金尼阁把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  。此后  ,法国人宋君容曾译《诗经》和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。马若瑟(J.普雷马雷)亦翻译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刊于1735年巴黎出版的《中国通志》。这时中国古典小说、戏剧和寓言也开始进入欧洲。1732至1733年间,马若瑟翻译了元代纪君祥的杂剧《赵氏孤儿》。从18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,该剧又先后在英国、德国、俄国翻译出版,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还将它改编成一个新剧本《中国孤儿》。此外,1761年,在英国刊印了第一部英译的中国小说《好逑传》。1781年,德国诗人J.W.von歌德通过杜赫德的德译本,了解到《赵氏孤儿》和《今古奇观》中的4篇短篇小说及《诗经》中的一些诗作。同年,他尝试将《赵氏孤儿》改为悲剧《哀兰伯诺》。19世纪初,歌德读了《好逑传》并得出了“世界文学时代已快到来”的结论;而且他还受到清代小说《花笺记》、《玉娇梨》的启发,创作了组诗《中德四季晨昏杂咏》。歌德以中国传奇、小说同法国诗人P.L.de贝朗瑞、英国小说家S.理查逊及他自己的作了比较。但总的来说,当时欧洲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还是较为肤浅的。

  第三阶段是对美洲的影响。中国文学在美洲产生较大影响始于20世纪10~20年代。这时中国诗的翻译、模仿、评论大量出现在美国刊物上。被称为美国现代诗歌之父的E.庞德,对中国诗含蓄、凝练、意象鲜明和情景交融非常崇尚,并从中吸收了有益的创作营养,他认为,在美国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中,“中国是根本性的”。蒙罗也把意象派意义界定为“对中国魔术的追寻”。庞德的长诗《诗篇》中有12章是以中国为题材的。1915年,他根据美国东方学家费罗诺萨的译稿整理出版了译诗集《中国诗抄》,收有《诗经》、汉乐府、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诗以及郭璞、陶渊明、李白的诗共18首。之后,他又翻译出版了多种中国诗的译本。

  第四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现代阶段,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现在。这个阶段由于中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已开展了全面的交流,中国文学在西方也得到全面传播。一方面把代表中国文学较高水平的古典小说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等翻译出国,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也将五四以后新出现的作家作品,例如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等人的作品大量翻译介绍。仅鲁迅的著作,就被40多个国家译成70多种文字。鲁迅生前,《阿Q正传》在日本就有5种译本,逝世后又有近10种新译本  。《阿Q正传》传到西方后,法国作家R.罗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随着中国文学的广泛传播,其价值愈来愈为世界了解,世界文坛也给了中国文学以更高、更科学的评价。

  中国文学一方面对外产生影响,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。这种影响的第一次高潮是东汉至唐宋佛教文化的影响。佛经的翻译活动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,魏晋南北朝时进一步发展,唐代形成高潮,北宋时开始衰落。无数自梵文翻译过来的佛学经典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,如《六度集经》中的《遮罗国王经》、《马鸣菩萨》本身就是传奇性作品,而马鸣写过的《佛所行赞》和《美难陀传》就是两部长篇叙事诗。印度的两大史诗之一《罗摩衍那》,其罗摩的故事也通过佛教经典介绍过来。由于佛经的传入,佛经中的思想、语言、故事、音节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影响,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观念、新意境和新的用词遣词方法。佛经的传入刺激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、唐代传奇及元杂剧的故事发展。

  此外,唐代变文的产生、流行也与佛教有关。由于佛教词汇的大量涌入,中国文学语法结构和遣词用句的方法也发生了某些变化。汉语中反切四声的确立,就是佛经影响的结果。中国最早的韵书是按宫商角徵羽五声排列的,平上去入是西域输入的技术,而平上去入的区别,则是因为当时转读佛经三声,与印度古声明论的三声相符,和入声相配,所以形成四声。此外,佛经的文体特点,如不用之乎者也,不用骈文绮词丽句,以及多倒装句法,多提挈句法,句中段落中的解释语,散文诗句的交错等,也都影响了中国文学风格的变化。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另一次高潮是鸦片战争之后。

  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,由于外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学说大量的涌进,与此相应,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力提倡政治小说,一些翻译家也大力引入外国小说。晚清时期,翻译的国外小说达400种,仅翻译的小说就有80种。仅林纾在辛亥革命前后近30年中,就与别人合作翻译了英、美、法、俄、日、西班牙、比利时、挪威、希腊等国小说180余种。达1200万字。这种翻译介绍在五四运动前后达到最高点,其数量令人惊叹,世界上知名作家的作品几乎都被介绍进来。

  中国文学因此开拓了自己的视野,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受到震动。中国现代文学家采取“拿来主义”的态度,努力加以借鉴,使新文学步入了十分兴旺发达的时代。20世纪以后,这种影响一直持续不断,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才采取了全面封闭的绝对态度。文化大革命过后,继续开放,又出现了新的高潮,这时期主要介绍20世纪世界文学新观念和作家新作品。

  由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巨大成就和数千年积累的丰富经验,由于对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学采取积极借鉴的态度,也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源泉,中国文学将会创造出更灿烂、更伟大的篇章,对整个人类文学艺术事业将作出更大的贡献,它将以更美更辉煌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