潘金莲的情欲世界
潘金莲不论是以中国古代或“性革命”以后的西方观点来看，潘金莲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“性过度”(hypersexuality)的女人。一般说来，“性过度”的女人有两大类，一是因无法从性行为中获得满足而几近强迫性地反复追求那“虚拟的性高潮”者，一是能从性行为中获得满足，但旺盛的性欲(原我)与薄弱的道德意识(超我)却驱使她去追求更多“实质的性高潮”者，潘金莲应该是属于后者。虽然在命运的安排下，她被塞给武大当老婆，这个三寸丁的丈夫在“着紧处，都是锥扎也不动”，而显然使她积压了相当程度的欲求不满；但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，她更是一个“生性淫荡”的女人。
在第二十九回里，吴神仙看了潘金莲的相后，说她“发浓鬓重光斜视以多淫，脸媚眉弯身不摇而自颤”，“举止轻浮惟好淫，眼如点漆坏人伦，月下星前长不足，虽居大厦少安心”。在中国人的观念里，相格正暗示着本性。潘金莲之所以对“性”特别有兴趣，乃是因“脸上多一颗痣或肌骨的比例”所致，是生来就是如此的，与她的“童年经验”无涉，因此笔者也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潘金莲或西门庆有没有什么“伊底帕斯情结”——其实，在中国古代社会里，是否有这种恋父或恋母情结的存在，颇堪怀疑，也值得讨论。
《金瓶梅》一书对潘金莲的诸种淫行虽然着墨甚多，却很少提及她对性的基本态度，勉强可以作个交代的是在第八十五回里，潘金莲在西门庆死后勾搭上女婿陈经济，旋因受疑而被拆散，她“挨一日似三秋，盼一夜如半夏”，正闷闷不乐时，她忠实的“性差使”春梅说：“你把心放开，料天塌了还有撑天大汉哩。”于是两人借酒消愁，“见阶下两双犬儿，交恋在一起”，遂说道：“畜生尚有如此之乐，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?”这种恣纵兽性本能，即时行乐的看法可以说是潘金莲和春梅这对主仆基本的性态度。
潘金莲的金瓶玩偶以精神分析来分析《金瓶梅》，若不谈一些性象征，似乎有点说不过去，现在就且让我们先来一些“热身运动”。《金瓶梅》一书对性事刻意描绘，无所忌讳，而且好做“双关语”，譬如第四回王婆到武大郎家借瓢，但事实上是要潘金莲过去和西门庆幽会，借瓢的寓意非常明显，作者还特别谄了一首词来描述此瓢，用精神分析的白描，此瓢就是“女性性器”的象征。与此相对的，是第七十二回春梅到如意儿处借棒槌，此处作者对棒槌无任何歌咏或暗示，也许是情节安排上的不经意流露，但寓意亦非常明显，原来此时正是西门庆勾搭上如意儿，经常在那边过夜致令潘金莲空闺独守之时，所以春梅会代替她的主子潘金莲过去借棒槌。棒槌者，男性性器之象征也。
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间的奸情，因涉及乱伦，而需要有较长时间的酝酿与悬宕。在漫长的试探与调情过程中，潘金莲有一次丢了一只鞋子，她四处找鞋子，最后鞋子落到陈经济手中，且由他拿来归还。无独有偶的，陈经济随后也丢了一把钥匙，他觉得是遗失在潘金莲这边，而到她房里来寻找。一个丢鞋，一个丢钥匙，而且又都和对方有关，鞋与钥匙正像前述的瓢与棒槌，分别是女性和男性的性象征。
世人当然无法揣测兰陵笑笑生是有意还是无意地使用这些性象征，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，它表示人类不论是黑白黄或贤不肖，都在运用某些普遍的性象征，所谓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”，人类心灵的运作乃有其普遍的法则。精神分析学说虽然发轫于西方，但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古典小说，只是要多加留意一些“心灵生态”的问题罢了。
把被人玩弄当作爱情，已经够悲惨了。西门大官人，还进一步把一个无倚无靠的弱女子制造成杀人犯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武二郎不是那般英雄了得，没有大打出手，为哥哥报仇，那么依西门大官人的权势，潘金莲自然会逍遥法外。但是也不难估计，在玩弄潘金莲一段时间之后，西门大官人一定又会找到别的女人，而把潘金莲一脚踢开。那时西门大官人仍然会将潘金莲以杀人罪名投入死牢，或者又卖入娼门。总而言之，不论怎么设想，潘金莲总也逃不出一个悲剧的结局。
潘金莲的婚姻道德如果武二郎同意了潘金莲的请求，那么根据逻辑，可能出现多种发展。第一，叔嫂通奸，长期不被发觉，在外道貌岸然，在内男盗女娼;那是中国古今社会最普遍的现象，就算事发，谁也不能说三道四。第二，叔嫂私奔成功，远走高飞，建立新生活。我相信，潘金莲一定也会当垆卖酒，伴武二郎终生，成一段历史佳话。第三，叔嫂偷情一段时间，武二郎厌倦了，拔脚离去，潘金莲要么重归旧日，与武大郎厮守，更残酷地压抑自己的人性;要么还是遇西门大官人，写出与现有《水浒传》相同的一节故事。第四，叔嫂合谋，杀死武大郎，构成同样的谋杀罪。
可是武二郎偏偏不好女色，不理解潘金莲，不愿与之偷情。于是潘金莲便面临了极大的挑战。一方面春情狂泛不可回收，一方面又无渠道可泄，这是一种最容易堕入毁灭的情绪状态。于是有权有势又有钱的西门大官人来捡便宜了，以买卖感情和肉体为业的王婆得以入手了。潘金莲为了挣脱与武大郎不幸婚姻的悲剧，堕入另一个更深重的悲剧，把被玩弄当作了爱情。
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观念体系的特征之一，就是彻底否定个体的人性存在，绝对要求一切个体人性服从于群体所尊崇的理性规范。相对于社会构成，每一个体的人性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。在这种观念的统治之下，任何要求肯定个人存在价值，要求尊重个人的情感、个人意志、个人生活的想法和作法，都被认为是违反道德戒律的，都被指责为个人品质堕落。潘金莲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道德罪恶的牺牲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