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苏轼集》第七十二卷(书十一首)

  《上梅直讲书》苏轼

  某官执事。
  轼每读《诗》至《鸱鸮》,读《书》至《君奭》,常窃悲周公之不遇。
  及观史,见孔子厄于陈、蔡之间,而弦歌之声不绝,颜渊、仲由之徒相与问答。
  夫子曰:“匪兕匪虎,率彼旷野。
  吾道非邪,吾何为于此?”颜渊曰:“夫子之道至大,故天下莫能容。
  虽然,不容何病,不容然后见君子。”
  夫子油然而笑曰:“回,使尔多财,吾为尔宰。”
  夫天下虽不能容,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。
  乃今知周公之富贵,有不如夫子之贫贱。
  夫以召公之贤,以管、蔡之亲而不知其心,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。
  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,皆天下之贤才,则亦足与乐乎此矣。

  轼七八岁时,始知读书,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,其为人如古孟轲、韩愈之徒。

  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,而与之上下其议论。
  其后益壮,始能读其文词,想见其为人,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。
  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,求斗升之禄,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。
  来京师逾年,未尝窥其门。
  今年春,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,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。
  诚不自意,获在第二。
  既而闻之人,执事爱其文,以为有孟轲之风。
  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。
  是以在此。
  非左右为之先容,非亲旧为之请属,而向之十余年间,闻其名而不得见者,一朝为知己。

  退而思之,人不可以苟富贵,亦不可以徒贫贱。
  有大贤焉而为其徒,则亦足恃矣。

  苟其侥一时之幸,从车骑数十人,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,亦何以易此乐也。

  《传》曰:“不怨天,不尤人。”
  盖优哉游哉,可以卒岁。
  执事名满天下,而位不过五品。
  其容色温然而不怒,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,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,轼愿与闻焉。

  《上韩太尉书》苏轼

  轼生二十有二年矣。
  自七八岁知读书,及壮大,不能晓习时事,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,与其一时风俗之变。
  自三代以来,颇能论著。

  以为西汉之衰,其大臣守寻常,不务大略。
  东汉之末,士大夫多奇节,而不循正道。
  元、成之间,天下无事,公卿将相安其禄位,顾其子孙,各欲树私恩,买田宅,为不可动之计,低回畏避,以苟岁月,而皆依仿儒术六经之言,而取其近似者,以为口实。
  孔子曰:“恶居下流而讪上,恶讦以为直。”
  而刘歆、谷永之徒,又相与弥缝其阙而缘饰之。
  故其衰也,靡然如蛟龙释其风云之势而安于豢畜之乐,终以不悟,使其肩披股裂登于匹夫之俎,岂不悲哉!其后桓、灵之君,惩往昔之弊,而欲树人主之威权,故颇用严刑,以督责臣下。
  忠臣义士,不容于朝廷,故群起于草野,相与力为险怪惊世之行,使天下豪俊奔走于其门,得为之执鞭,而其自喜,不啻若卿相之荣。
  于是天下之士,嚣然皆有无用之虚名,而不适于实效。
  故其亡也,如人之病狂,不知堂宇宫室之为安,而号呼奔走,以自颠仆。
  昔者太公治齐,举贤而尚功。
  周公曰:“后世必有篡弑之臣。”
  周公治鲁,亲亲而尊尊。
  太公曰:“后世浸微矣。”
  汉之事迹,诚大类此。
  岂其当时公卿士大夫之行,与其风俗之刚柔,各有以致之邪?古之君子,刚毅正直,而守之以宽,忠恕仁厚,而发之以义。
  故其在朝廷,则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,戮力于王事,而不敢为非常可怪之行,此三代王政之所由兴也。
  曾子曰:“上失其道,民散久矣。”
  天下之人,幸而有不为阿附、苟容之事者,则务为倜傥矫异,求如东汉之君子,惟恐不及,可悲也已。

  轼自幼时,闻富公与太尉皆号为宽厚长者,然终不可犯以非义。
  及来京师,而二公同时在两府。
  愚不能知其心,窃于道涂,望其容貌,宽然如有容,见恶不怒,见善不喜,岂古所为大臣者欤?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为,而翘翘者又非圣人之中道,是以愿见太尉,得闻一言,足矣。
  太尉与大人最厚,而又尝辱问其姓名,此尤不可以不见。
  今已后矣。
  不宣。
  轼再拜。

  《上富丞相书》苏轼

  轼闻之。
  进说于人者,必其人之有间而可入,则其说易行。
  战国之人贪,天下之士,因其贪而说之。
  危国之人惧,天下之士,因其惧而说之。
  是故其说易行。

  古之人一说而合,至有立谈之间而取公相者,未尝不始于战国、危国。
  何则?有间而可入也。

  居今之世,而欲进说于明公之前,不得其间而求入焉,则亦可谓天下之至愚无知者矣。
  地方万里,而制于一姓,极天下之尊,而尽天下之富,不可以有加矣。

  而明公为之宰。
  四夷不作,兵革不试,是明公无贪于得,而无惧于失也。
  方西戎之炽也,敌人乘间以跨吾北,中国之大不畏,而畏明公之一词。
  是明公之勇,冠于天下也。
  明公居于山东,而倾河朔之流人,父弃其子,夫弃其妻而自归于明公者百余万。
  明公人人而食之,旦旦而抚之。
  此百万人者,出于沟壑之中,而免于乌鸢豺狼之患。
  生得以养其父母,而祭其祖考,死得以使其子孙葬埋祭祀,不失其故常。
  是明公之仁,及于百世也。
  勇冠于天下,而仁及于百世,士之生于世,如此亦足矣。
  今也处于至足之势,则是明公无复有所羡慕于天下之功名也。
  五帝三代之事,百家之书,莫不尽读。
  礼乐刑政之大小,兵农财赋之盛衰,四海之内,地理之远近,山川之险易,物土之所宜,莫不尽知。
  当世之贤人君子,与夫奸伪险诈之徒,莫不尽究。
  至于曲学小数,茫昧惝恍而不可知者,皆猎其华而咀其英,泛其流而涉其源。
  虽自谓当世之辩,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。
  则是明公无复有所畏惮于天下之博学也。

  名为天下之贤人,而贵为天子之宰,无贪于得,而无惧于失,无羡于功名,而无畏于博学,是其果无间而可入也?天下之士,果不可以进说也?轼也闻之楚左史倚相曰:“昔卫武公年九十有五,犹日箴儆于国曰:“自卿以下,至于官师,苟在朝者,无谓我老耄而舍我,朝夕以交戒我。”
  犹以为未也,而作诗以自戒。

  其诗曰:‘抑抑威仪,惟德之隅’”。
  夫卫武公惟居于至足,而日以为不足,故其没也,谥之曰睿圣武公。
  嗟夫明公,岂以其至足而无间以拒天下之士,则士之进说者亦何必其间之入哉?不然,轼将诵其所闻,而明公试观之。

  夫天下之小人,所为奔走辐辏于大人之门而为之用者,何也?大人得其全,小人得其偏。
  大人得其全,故能兼受而独制。
  小人得其偏,是以聚而求合于大人之门。
  古之圣人,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,以为非偏则莫肯聚也,是故不以其全而责其偏。
  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,故天下之偏者,惟全之求。
  今以其全而责其偏,夫彼若能全,将亦为我而已矣,又何求焉。
  昔者夫子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,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,孝而不徇其亲,忠而不犯其君。
  凡此者,是夫子之全也。
  原宪廉而至于贫,公良孺勇而至于斗,曾子孝而徇其亲,子路忠而犯其君。

  凡此者,是数子之偏也。
  夫子居其全,而收天下之偏,是以若此巍巍也。
  若夫明公,其亦可谓天下之全矣。
  廉而天下不以为介,直而天下不以为讦,刚健而不为强,敦厚而不为弱。
  此明公之所得之于天,而天下之所不可望于明公者也。
  明公居其全,天下效其偏,其谁曰不可。

  异时士大夫皆喜为卓越之行,而世亦贵狡悍之才。
  自明公执政,而朝廷之间,习为中道,而务循于规矩。
  士之矫饰力行为异者,众必共笑之。
  夫卓越之行,非至行也,而有取于世。
  狡悍之才,非真才也,而有用于天下。
  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。
  今天下卓越之行,狡悍之才,举不敢至于明公之门,惧以其不纯而获罪于门下。
  轼之不肖,窃以为天下之未大治,兵之未振,财之未丰,天下之有望于明公而未获者,其或由此也欤?昔范公收天下之士,不考其素。
  苟可用者,莫不咸在。
  虽其狂狷无行之徒,亦自效于下风,而范公亦躬为诡特之操以震之。

  夫范公之取人者,是也,其自为者,非也。
  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,去其短而袭其长,以收功于无穷。

  轼也西南之匹夫,求斗升之禄而至于京师。
  翰林欧阳公不知其不肖,使与于制举之末,而发其猖狂之论。
  是以辄进说于左右,以为明公必能容之。
  所进策论五十篇,贫不能尽写,而致其半。
  观其大略,幸甚。

  《上曾丞相书》苏轼

  轼闻之。
  将有求于人,而其说不诚,则难以望其有合矣。

  世之奇特之士,其处也,莫不为异众之行。
  而其出也,莫不为怪诡之词,比物引类,以摇撼当世。
  理不可化,则欲以势劫之,将以术售其身。
  古之君子有韩子者,其为说曰:“王公大人,不可以无贫贱之士居其下风而推其后,大其声名而久其传。
  虽其贵贱之阔绝,而其相须之急,不啻若左右手。”
  呜呼,果其用是说也,则夫世之君子为老死而不遇者,无足怪矣。

  今夫扣之者急,则应之者疑。
  其辞夸,则其实必有所不副。
  今吾以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无吾也,彼将退而考其实,则亦无乃未至于此耶?昔者汉高未尝喜儒,而不失为明君,卫、霍未尝荐士,而不失为贤公卿。
  吾将以吾之说,而彼将以彼之说。
  彼是相拒,而不得其欢心,故贵贱之间,终不可以合,而道终不可以行。
  何者?其扣之急而词夸也。
  鬻千金之璧者,不之于肆,而愿观者塞其门。

  观者叹息,而主人无言焉。
  非不能言,知言之无加也。
  今也不幸而坐於五达之衢,又呶呶焉自以为希世之珍,过者不顾,执其裾而强观之,则其所鬻者可知矣。
  王公大人,其无意于天下后世者,亦安以求为也。
  苟其不然,则士之过于其前而有动于其目者,彼将褰裳疾行而搂取之。
  故凡皇皇汲汲者,举非吾事也。
  昔者尝闻明公之风矣。
  以大臣之子孙,而取天下之高第。
  才足以过人,而自视缺然,常若不足。
  安于小官,而乐于恬淡。
  方其在太学之中,衣缯饭糗,若将终身,至于德发而不可掩,名高而不可抑。
  贵为天子之少宰,而其自视不加于其旧之锱铢。
  其度量宏达,至于如此。
  此其尤不可以夸词而急扣者也。

  轼不佞,自为学至今,十有五年。
  以为凡学之难者,难于无私。
  无私之难者,难于通万物之理。
  故不通乎万物之理,虽欲无私,不可得也。
  己好则好之,己恶则恶之,以是自信则惑也。
  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,尽其自然之理,而断之于中。
  其所不然者,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,亦有所不取。
  虽以此自信,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悦于世也。
  故其言语文章,未尝辄至于公相之门。
  今也天子举直谏之士,而两制过听,谬以其名闻。
  窃以为与于此者,皆有求于吾君吾相者也。
  故辄有献。

  其文凡十篇,而书为之先。
  惟所裁择,幸甚。

  《应制举上两制书》苏轼

  轼闻古者有贵贱之际,有圣贤之分。
  二者相胜而不可以相参,其势然也。
  治其贵贱之际,则不知圣贤之为高。
  行其圣贤之分,则不知贵贱之为差。
  昔者子思、孟轲之徒,不见诸侯而耕于野,比闾小吏一呼于其门,则摄衣而从之。
  至于齐、鲁千乘之君,操币执贽,因门人以愿交于下风,则闭门而不纳。
  此非苟以为异而已,将以明乎圣贤之分,而不参于贵贱之际。
  故其摄衣而从之也,君子不以为畏。

  而其闭门而拒之也,君子不以为傲。
  何则?其分定也。
  士之贤不肖,固有之矣。

  子思、孟轲,不可以人人而求之,然而贵贱之际,圣贤之分,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。
  世衰道丧,不能深明于斯二者而错行之,施之不得其处,故其道两亡。

  今夫轼,朝生于草茅尘土之中,而夕与于州县之小吏,其官爵势力不足较于世,亦明矣。
  而诸公之贵,至与人主揖让周旋而无间,大车驷马至于门者,逡巡而不敢入。
  轼也,非有公事而辄至于庭,求以宾客之礼见于下执事,固已获罪于贵贱之际矣。
  虽然,当世之君子,不以其愚陋,而使与于制举之末,朝廷之上,不以其疏贱,而使奏其猖狂之论。
  轼亦自忘其不肖,而以为是两汉之主所孜孜而求之,亲降色辞而问之政者也。
  其才虽不足以庶几于圣贤之间,而学其道,治其言,则所守者其分也。
  是故踽踽然而来,仰不知明公之尊,而俯不知其身之贱。

  不由绍介,不待辞让,而直言当世之故,无所委曲者,以为贵贱之际,非所以施于此也。

  轼闻治事不若治人,治人不若治法,治法不若治时。
  时者,国之所以存亡,天下之所最重也。
  周之衰也,时人莫不苟偷而不立,周虽欲其立,而不可得也,故周亡。
  秦之衰也,时人莫不贪利而不仁,秦虽欲其仁,而不可得也,故秦亡。

  西汉之衰也,时人莫不柔懦而谨畏,故君臣相蒙,而至于危。
  东汉之衰也,时人莫不矫激而奋厉,故贤不肖不相容,以至于乱。
  夫时者,岂其所自为邪?王公大人实为之。
  轼将论其时之病,而以为其权在诸公。
  诸公之所好,天下莫不好。
  诸公之所恶,天下莫不恶。
  故轼敢以今之所患二者,告于下执事。
  其一曰:用法太密而不求情。
  其二曰:好名太高而不适实。
  此二者,时之大患也。

  何谓用法太密而不求情?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,则人行其私意,仁者遂其仁,勇者致其勇,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从事,而不困于绳墨之间,故易以有功,而亦易以乱。
  及其治也,天下莫不趋于法,不敢用其私意,而惟法之知。
  故虽贤者所为,要以如法而止,不敢于法律之外,有所措意。
  夫人胜法,则法为虚器。

  法胜人,则人为备位。
  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,则天下安。
  今自一命以上至于宰相,皆以奉法循令为称其职,拱手而任法,曰,吾岂得自由哉。
  法既大行,故人为备位。
  其成也,其败也,其治也,其乱也,天下皆曰非我也,法也。
  法之弊岂不亦甚矣哉。
  昔者汉高之时,留侯为太子少傅,位于叔孙之后,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为诸侯相,天下有缓急,则功臣左迁而不怨。
  此亦知其君臣之欢,不以法而相持也。
  今天下所以任法者,何也?任法生于自疑。
  自疑生于多私。
  惟天下之无私,则能于法律之外,有以效其智。
  何则?其自信明也。
  夫唐永泰之间,奸臣执政,政以贿成,德宗发愤而用常衮,衮一切用法,四方奏请,莫有获者。
  然天下否塞,贤愚不分,君子不以为能也。
  崔佑甫为相,不至期年,而除吏八百,多其亲旧。

  或者以为讥,佑甫曰:“不然。
  非亲与旧,则安得而知之?顾其所用如何尔。”
  君子以为善用法。
  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远虑者,皆任法之过也。

  何谓好名太高而不适实?昔者圣人之为天下,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济也。
  不一则不专,不专则不能。
  自尧舜之时,而伯夷、后夔、稷契之伦,皆不过名一艺办一职以尽其能,至于子孙世守其业而不迁。
  夔不敢自与于知礼,而契不敢自任于播种。
  至于三代之际,亦各输其才而安其习,以不相犯蹿。
  凡书传所载者,自非圣人,皆止于名一艺办一职,故其艺未尝不精,而其职未尝不举,后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,由此故也。
  下而至于汉,其君子各务其所长,以相左右,故史之所记,武、宣之际,自公孙、魏、邴以下,皆不过以一能称于当世。
  夫人各有才,才各有小大。
  大者安其大,而无忽于小。
  小者乐其小,而无慕于大。
  是以各适其用,而不丧其所长。
  及至后世,上失其道,而天下之士,皆有侈心,耻以一艺自名,而欲尽天下之能事。
  是故丧其所长,而至于无用。
  今之士大夫,其实病此也。

  仕者莫不谈王道,述礼乐,皆欲复三代,追尧舜,终于不可行,而世务因以不举。

  学者莫不论天人,推性命,终于不可究,而世教因以不明。
  自许太高,而措意太广。
  太高则无用。
  太广则无功。
  是故贤人君子布于天下,而事不立。
  听其言,则侈大而可乐。
  责其效,则汗漫而无当。
  此皆好名之过。

  深惟古之圣贤,建功立业,兴利捍患,至于百工小民之事,皆有可观,不若今世之因循卤莽。
  其故出于此二者欤?伏惟明公才略之宏伟,度量之宽厚,学术之广博,声名之炜烨,冠于一时,而振于百世。
  百世之所望而正者,意有所向,则天下奔走而趋之。
  则其愍时忧世之心,或有取于斯言也。
  轼将有深于此者,而未敢言焉。
  不宣。
  轼再拜。

  《上刘侍读书》苏轼

  轼闻天下之所少者,非才也。
  才满于天下,而事不立。
  天下之所少者,非才也,气也。
  何谓气?曰:是不可名者也。
  若有鬼神焉而阴相之。
  今夫事之利害,计之得失,天下之能者,举知之而不能办。
  能办其小,而不能办其大,则气有所不足也。
  夫气之所加,则己大而物小,于是乎受其至大,而不为之惊,纳其至繁,而不为之乱,任其至难,而不为之忧,享其至乐,而不为之荡。
  是气也,受之于天,得之于不可知之间,杰然有以盖天下之人,而出万物之上,非有君长之位,杀夺施与之权,而天下环向而归之,此必有所得者矣。
  多才而败者,世之所谓不幸者也。
  若无能焉而每以成者,世之所谓天幸者也。
  夫幸与不幸,君子之论,不施于成败之间,而施于穷达之际,故凡所以成者,其气也,其所以败者,其才也。

  气不能守其才,则焉往而不败?世之所以多败者,皆知求其才,而不知论其气也。

  若夫明公,其亦有所得矣。
  轼非敢以虚辞而曲说,诚有所见焉耳。

  夫天下有分,得其分则安,非其分,而以一毫取于人,则群起而争之。
  天下有无穷之利,自一命以上,至于公相,其利可爱,其涂甚夷,设为科条,而待天下之择取。
  然天下之人,翘足企首而群望之,逡巡而不敢进者,何也?其分有所止也。
  天下有无功而迁一级者,则众指之矣。
  迁者不容于下,迁之者不容于上,而况其甚者乎!明公起于徒步之中,执五寸之翰,书方尺之简,而列于士大夫之上,横翔捷出,冠压百吏,而为之表。
  犹以为未也,而加之师友之职,付之全秦之地,地方千里,则古之方伯连帅所不能有也;东障崤渑,北跨河渭,南倚巴蜀。

  西控戎夏,则古之秦昭王、商君、白起之徒,所以殣身残民百战而有之者也。

  奋臂而取两制,不十余年,而天下不以为速。
  非有汗马之劳,米盐之能,以擅富贵之美,而天下不以为无功。
  抗颜高议,自以无前,而天下不以为无让。
  此其气固有以大服于天下矣。
  天下无大事也,天下而有大事,非其气之过人者,则谁实办之?轼远方之鄙人,游于京师,闻明公之风,幸其未至于公相,而犹可以诵其才气之盛美,而庶几于知言。
  惜其将遂西去而不得从也,故请间于门下,以愿望见其风采。
  不宣。
  轼再拜。

  《上韩魏公论场务书》苏轼

  轼再拜献书昭文相公执事。
  轼得从宦于西,尝以为当今制置西事,其大者未便,非痛整齐之,其势不足以久安,未可以随欹而拄、随坏而补也。
  然而其事宏阔浩汗,非可以仓卒轻言者。
  今之所论,特欲救一时之急,解朝夕之患耳。

  往者宝元以前,秦人之富强可知也。
  中户不可以亩计,而计以顷。
  上户不可以顷计,而计以赋。
  耕于野者,不愿为公侯。
  藏于民家者,多于府库也。
  然而一经元昊之变,冰消火燎,十不存三四。
  今之所谓富民者,向之仆隶也。
  今之所谓蓄聚者,向之残弃也。
  然而不知昊贼之遗种,其将永世而臣伏邪?其亦有时而不臣也?以向之民力坚完百倍而不能支,以今之伤残之余而能办者,轼所不识也。

  夫平安无事之时,不务多方优裕其民,使其气力浑厚,足以胜任县官权时一切之政,而欲一旦纳之于患难,轼恐外忧未去而内忧乘之也。
  凤翔、京兆,此两郡者,陕西之囊橐。
  今使有变,则缘边被兵之郡,知战守而已。
  战而无食则北,守而无财则散。
  使战不北,守不散,其权固在此两郡也。

  轼官于凤翔,见民之所最畏者,莫若衙前之役。
  自其家之瓮盎釜甑以上计之,长役及十千,乡户及二十千,皆占役一分。
  所谓一分者,名为糜钱,十千可办,而其实皆十五六千,至二十千,而多者至不可胜计也。
  科役之法,虽始于上户,然至于不足,则递取其次,最下至于家赀及二百千者,于法皆可科。
  自近岁以来,凡所科者,鲜有能大过二百千者也。
  夫为王民,自瓮盎釜甑以上计之而不能满二百千,则何以为民。
  今也,及二百千则不免焉,民之穷困亦可知矣。
  然而县官之事,岁以二千四百分为计,所谓优轻而可以偿其劳者,不能六百分,而捕获强恶者愿入焉,擿发赃弊者愿入焉,是二千四百分者,衙前之所独任,而六百分者,未能纯被于衙前也。
  民之穷困,又可知矣。

  今之最便,惟重难日损,优轻日增,则民尚可以生,此轼之所为区区议以官榷与民也。
  其详固已具于府之所录以闻者。
  从轼之说,而尽以予民,失钱之以贯计者,轼尝粗较之,岁不过二万。
  失之于酒课,而偿之于税缗,是二万者,未得为全失也。
  就使为全失二万,均多补少,要以共足,此一转运使之所办也。
  如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,异日无以待仓卒意外之患,则虽复岁得千万,无益于败,此贤将帅之所畏也。

  轼以为陛下新御宇内,方求所以为千万年之计者,必不肯以一转运使之所能办,而易贤将帅之所畏。
  况于相公,才略冠世,不牵于俗人之论。
  乃者变易茶法,至今以为不便者,十人而九,相公尚不顾,行之益坚。
  今此事至小,一言可决。

  去岁赦书使官自买木,关中之民,始知有生意。
  向非相公果断而力行,必且下三司。
  三司固不许,幸而许,必且下本路。
  本路下诸郡,或以为可,或以为不可,然后监司类聚其说而参酌之。
  比复于朝廷,固已期岁矣。
  其行不行,又未可知也。

  如此,而民何望乎?方今山陵事起,日费千金,轼乃于此时议以官榷与民,其为迂阔取笑可知矣。

  然窃以为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,惟能于扰攘急迫之中,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,此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也。
  朝廷自数十年以来,取之无术,用之无度,是以民日困,官日贫。
  一旦有大故,则政出一切,不复有所择。
  此从来不革之过,今日之所宜深惩而永虑也。
  山陵之功,不过岁终。
  一切之政,当讫事而罢。
  明年之春,则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岁,必将首行王道以风天下。
  及今使郡吏议之,减定其数,当复以闻,则言之今其时矣。
  伏惟相公留意。
  千万幸甚。

  《上蔡省主论放欠书》苏轼

  轼于门下,踪迹绝疏。
  然私自揆度,亦似见知于明公者。
  寻常无因缘,固不敢造次致书,今既有所欲言,而又默默拘于流俗人之议,以为迹疏不当干说,则是谓明公亦如凡人拘于疏密之分者,窃以为不然,故辄有所言不顾,惟少留听。

  轼于府中,实掌理欠。
  自今岁麦熟以来,日与小民结为嫌恨,鞭笞锁系,与县官日得千百钱,固不敢惮也。
  彼实侵盗欺官,而不以时偿,虽日挞无愧。
  然其间有甚足悲者。
  或管押竹木,风水之所漂;或主持粮斛,岁久之所坏;或布帛恶弱,估剥以为亏官;或糟滓溃烂,纽计以为实欠;或未输之赃,责于当时主典之吏;或败折之课,均于保任干系之家。
  官吏上下,举知其非辜,而哀其不幸,迫于条宪,势不得释,朝廷亦深知其无告也,是以每赦必及焉。
  凡今之所追呼鞭挞日夜不得休息者,皆更数赦,远者六七赦矣。
  问其以不得释之状,则皆曰:“吾无钱以与三司之曹吏。”
  以为不信,而考诸旧籍,则有事同而先释者矣。
  曰:“此有钱者也。”
  嗟夫,天下之人以为言出而莫敢逆者,莫若天子之诏书也。
  今诏书且已许之,而三司之曹吏独不许,是犹可忍邪?伏惟明公在上,必不容此辈,故敢以告。
  凡四十六条,二百二十五人,钱七万四百五十九千,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。
  其余炭铁器用材木冗杂之物甚众。
  皆经监司选吏详定灼然可放者,轼已具列闻于本府。
  府当以奏,奏且下三司,议者皆曰:“必不报,虽报,必无决然了绝之命。”
  轼以为不然。
  往年韩中丞详定放欠,以为赦书所放,必待其家业荡尽,以至于干系保人亦无孑遗可偿者,又当计赦后月日以为放数。
  如此则所及甚少,不称天子一切宽贷之意。
  自今苟无所隐欺者,一切除免,不问其他。
  以此知今之所奏者,皆可放无疑也。
  伏惟明公独断而力行之,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归安其藜糗,养其老幼,日晏而起,吏不至门,以歌咏明公之德,亦使赦书不为空言而无信者。
  干冒威重,退增恐悚。

  《答安师孟书》苏轼

  辱书,为贶过厚。
  吾子自以美才积学,取荣名于当时,所宜德者,平生之师友,朝夕相与讲学者也,如轼何与焉。
  然吾子之于轼,其得失休戚,轼所宜知。

  何者?其势足以相及也。
  向也,闻七子者之失,怳然如轼之有失也。
  既乃闻吾子之得,则亦如轼之有得也。
  今吾子书来,以为自为喜者少,而为轼喜者多,甚矣吾子之见爱也。
  然彼七子者,岂以一失为戚哉。
  彼将退治其所有,益广而新之,则吾犹有望焉。
  若吾子既得不骄,而日知其所不足,则轼之所得,又将有大者也。

  《与曾子固书》苏轼

  轼叩头泣血言。
  轼负罪至大,苟生朝夕,不自屏窜,辄通书问于朋友故旧之门者。
  伏念轼逮事祖父,祖父之没,轼年十二矣,尚能记忆其为人。
  又尝见先君欲求人为撰墓碣,虽不指言所属,然私揣其意,欲得子固之文也。
  京师人事扰扰,而先君亦不自料止于此。
  呜呼,轼尚忍言之!今年四月,轼既护丧还家,未葬,偶与弟辙阅家中旧书,见先君子自疏录祖父事迹数纸,似欲为行状未成者,知其意未尝不在于此也。
  因自思念,恐亦一旦卒然,则先君之意,永已不遂。
  谨即其遗书,粗加整齐为行状,以授同年兄邓君文约,以告于下执事。
  伏惟哀怜而幸诺之。
  岂惟罪逆遗孤之幸,抑先君有知,实宠绥之。
  轼不任哀祈恳切之至。

  《上韩魏公乞葬董传书》苏轼

  轼再拜。
  近得秦中故人书,报进士董传三月中病死。
  轼往岁官岐下,始识传,至今七八年,知之熟矣。
  其为人,不通晓世事,然酷嗜读书。
  其文字萧然有出尘之姿,至诗与楚词,则求之于世可与传比者,不过数人。
  此固不待轼言,公自知之。
  然传尝望公不为力致一官,轼私心以为公非有所爱也,知传所禀付至薄,不任官耳。
  今年正月,轼过岐下,而传居丧二曲,使人问讯其家,而传径至长安,见轼于传舍,道其饥寒穷苦之状,以为几死者数矣,赖公而存。
  “又且荐我于朝。

  吾平生无妻,近有彭驾部者,闻公荐我,许嫁我其妹。
  若免丧得一官,又且有妻,不虚作一世人,皆公之赐。”
  轼既为传喜,且私忧之。
  此二事,生人之常理,而在传则为非常之福,恐不能就。
  今传果死,悲夫。
  书生之穷薄,至于如此其极耶!夫传之才器,固不通于世用,然譬之象犀珠玉,虽无补于饥寒,要不可使在涂泥中,此公所以终荐传也。
  今父子暴骨僧寺中,孀母弱弟,自谋口腹不暇,决不能葬。
  轼与之故旧在京师者数人,相与出钱赙其家,而气力微薄,不能有所济,甚可悯矣。
  公若犹怜之,不敢望其他,度可以葬传者足矣。
  陈绎学士,当往泾州,而宋迪度支在岐下,公若有以赐之,轼且敛众人之赙,并以予陈而致之宋,使葬之,有余,以予其家。
  传平生所为文,当使人就其家取之,若获,当献诸公。
  干冒左右,无任战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