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后汉书》的文学成就

　　《后汉书》研究书籍在文学价值方面，《后汉书》的“论”、“赞”是值得称道的。作者自认为是“精意深旨”，后人更推崇它有“奇情壮采”。《后汉书》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的一定程度上的典型化、语言运用的骈俪化与韵律感、行文中情感倾向的鲜明流露等三个方面上。

　　正如《史记》可作传记文学来读一样，《后汉书》所传记的人物大多形象鲜明，个性突出，有一定的典型性。如：舍生取义的李膺、范滂，隐逸放达的严光、梁鸿，倜傥不羁的王符、仲长统，还有作威作福的外戚窦宪、梁翼，祸国殃民的宦官单超、张让，等等。《后汉书》传记人物时，缘于史书性质，基本上还是叙其言行以显其性格的，不再赘述；然其中亦大量地运用塑造文学形象的艺术方法，概括起来讲，有序旨提要、细节描写、肖像描写和侧面描写等。

　　《后汉书》的类传前多有序，每个人物传记展开前多有提要，用语简洁、准确，这可以使读者先对所传记人物有一总体印象，起到未见其人、先会其神的先声夺人的作用。如《宦者列传·序》、《独行列传·序》、《逸民列传·序》等，读“序言”便能对本类传人物的大致特征了然于胸。单人传记前的“提要”，如：《范滂传》“少厉清节，为州里所服”；《仲长统传》“性倜傥，敢直言，不矜小节，默然无常，时人或谓之狂生”；《王充传》“好论说，始若诡异，终有理实”；《梁翼传》“性嗜酒，能挽满、弹棋、格五、六博、蹴踘意钱之戏。又好臂鹰走狗，骋马斗鸡”等等，使得不读下文便能大致了解其人性格。

　　《后汉书》还长于细节描写以刻画人物。例如，《严光传》描写刘秀称帝后，欲征召其昔日旧好严光入仕，然严光召至而不就。刘秀去看望他，他却躺着不起来，叫他，不应，当晚，二人同床共枕，严光竟又把脚压到刘秀的肚腹上。这些细节的描写，活画出了严光不拘礼仪的隐逸风度。《梁鸿传》中写梁鸿少时牧于上林苑中，曾因家里失火而殃及邻居，赔不起人家，便给人家作奴，足见其耿介旷达的隐士风范。又如《光武皇帝本纪》中写道：刘秀的亲叔伯兄长刘演（字伯升），因遭更始帝（刘玄）忌恨而受害，他听说后，“自父城驰诣宛谢。司徒官属迎吊光武，光武难交私语，深引过而已，未尝自伐昆阳之功，又不敢为伯升服丧，饮食言笑如平常。”这一细节描写突出表现了刘秀隐忍、狡诈的性格特征。再如《刘玄传》中写道：“更始帝即位，南面立，朝群臣，羞愧流汗，举手不能言。”活现出了刘玄的懦弱无能。当然，上述等等细节描写可能皆有史实依据，然亦离不开作者提炼描摹之功。

　　《后汉书》《后汉书》还常用侧面描写——或假借他人评说，或援引时人谚谣等以记传人物。如《李膺传》载：“荀爽常就谒膺，因为其御。既还，喜曰：‘今日乃得御李君矣’，其见慕若此”；李膺遭党锢之祸死后，“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。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，不及于谴。毅乃慨然曰：‘本为膺贤，遣子师之，岂可以漏夺名籍，苟安而已！’遂自表免归，时人义之”。借别人的言行以见李膺的节烈高义、德高望重。再如，欲着郑玄的学问品德，便借助名流马融、何休的喟叹赞美；杜诗任南阳太守时，修水利，兴垦殖，着有政绩，时人比之于召信臣（西汉元帝时为南阳太守，有政绩），故南阳为之语赞曰：“前有召父，后有杜母。”

　　范晔在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中有一段话，可视作他为《后汉书》作的序：“详观古今着述及评论，殆少可意者。班氏最有高名，既任情无例，不可甲乙辩，后‘赞’于理近无所得，唯‘志’可推耳。博赡不可及之，整理未必愧也。吾杂传论，皆有精意深旨。既有裁味，故约其词句。至于《循吏》以下，及《六夷》诸序论，笔势纵放，实天下之奇作，其中合者，往往不减《过秦》篇。尝共比方班氏所作，非但不愧之而已……‘赞’自是吾文之杰思，殆无一字空设，奇变不穷，同含异体，乃自不知所以称之。此书行，故应有赏音者……”文中可见范晔对《后汉书》自视颇高，显现了他对自己着作的历史、思想及文学价值的认识，尤其中意于其文学价值。客观而论，《后汉书》的确也是富于多种文化价值的史学名着。

　　《张衡传》是《后汉书》中著名的人物传记之一。文章详尽而生动地记述了中国古代科学家、文学家张衡的一生，突出表现了他在科学、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以及政治上的建树。叙事波澜起伏，从多方面展现人物的思想性格。例如张衡作为科学家刻苦钻研，成就辉煌；作为文学家，作诗着文、讽谏时政；作为地方官不畏权势、秉公执法等等，使张衡这个具有耿介的性格、非凡的才能、踏实的精神等特点的人物形象表现得较为丰满。此外，本文在叙述描写上也颇具特色，例如把地动仪这个科学仪器从结构到作用写得细致入微，并且运用形象化的比喻把腾龙蹲蛙描绘得栩栩如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