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汉书》版本

  《汉书》读《汉书》应该注意其版本。清代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印的“殿本”和清代同治年间的“局本”都是较好的版本。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,系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,其中很少错误,是《汉书》的善本。现在新出版的中华书局《汉书》标点铅印本,是经过了专家学者的精校,又为之标点,读起来更为方便。《汉书》多用古字古义,文字艰深难懂,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,竟必须为《汉书》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,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,为《汉书》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,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。关于《汉书》的注本,唐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。清代王先谦(补注:王先谦,长沙人,字益吾,号葵园:室名虚受堂。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。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《汉书补注》。该书旁采诸家之说,经多年穷究,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,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。其他的注释著作《后汉书集解》、《新旧唐书合注》等也颇见功力,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“王氏所作补注、集解诸作,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。”)汇集唐以后四十多家意见作成的《汉书补注》。这些注释,对于《汉书》中的字音、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,为我们阅读《汉书》提供了便利,成为今天使用《汉书》的重要工具。另外,近人杨树达的《汉书管窥》及《汉书补注补正》,都可以参考阅读。

 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。首先,荀悦似不应列入。荀悦曾依《左传》体改编《汉书》为《汉纪》,但并未注释《汉书》。姚振宗《后汉艺文志》所载《汉书》注释家不收荀悦,应该说是合理的。其次,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。按此,荀悦应在服虔、应劭之后,而不能居于首位。最后,邓展、文颖后所谓“魏建安中”云云是错误的。顾炎武就此批评道:“建安乃汉献帝年号,虽政出曹氏,不得遽名以魏。”

  抛开这些不论,可以看到以下几点:

  第一、以上注释家,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,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,正如颜师古在《序例》中说:“诸家注释,虽见名氏,至于爵里,颇或难知。”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。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、服虔、应劭等均见诸史传,属当时一流的学者。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,学术地位不高。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。

  第二,按时代而论,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。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。西晋只有晋灼、刘宝、臣瓒三家,东晋只有郭璞、蔡谟两家。郭璞“止注《相如传序》及游猎诗赋,”而蔡谟只是“全取臣瓒一部散入《汉书》”,贡献无多。按《叙例》所说,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:

  《汉书》旧无批注,唯服虔、应劭等各为音义,自别施行。至典午中朝,爰有晋灼,集为一部,凡十四卷,又颇以意增益,时辩前人当否,号曰《汉书集注》。属永嘉丧乱,金行播迁,此书虽存,不至江左。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,南方学者皆弗之见。有臣瓒者,莫知氏族,考其时代,亦在晋初,又总集诸家音义,稍以己之所见,续厕其末,举驳前说,喜引《竹书》,自谓甄明,非无差爽,凡二十四卷,分为两帙。今之《集解音义》则是其书,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,乃谓之应劭等《集解》。王氏《七志》、阮氏《七录》,并题云然,斯不审耳。

 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。按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,应劭着有《汉书集解音义》二十四卷。《后汉书》卷48《应奉传附应劭传》亦称劭“集解《汉书》”。可是若按《叙例》说,应劭并未集解《汉书》,作集解的是西晋的“臣瓒”,应劭的注释应称为《汉书音义》。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。他在《后汉艺文志》中说:“按颜氏言《七志》、《七录》已然,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,亦何至一误再误?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,而五代人、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?揆诸事理,或不尽然。疑应书、瓒书卷数相同,颜监但见瓒书,不见应书,故有是言耳。”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,但终无证据,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。《叙例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,应该是有根据的。此外,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《汉书》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,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。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,则集解《汉书》是西晋才出现的。王鸣盛推测:“大约晋灼于服、应外,添入伏俨、刘德、郑氏、李斐、李奇、邓展、文颖、张揖、苏林、张晏、如淳、孟康、项昭、韦昭十四家。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。”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总结。注释减少了,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,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