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书的史学地位

  《汉书》开创了断代为书的先河,体例亦为后世所本。盖自秦汉以来,均为君主本位政体,本朝人往往不敢直评本朝政治,忌讳甚多,而断代史较合著者之心理,因前朝已亡,评述前朝政事,危疑较少,较易发挥。故《汉书》一出,此后正史均以断代为史。

  另外,《汉书》亦继承纪传体优点,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之体例。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,虽然各自独立成篇,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,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。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,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。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,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,其优点极多,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。

  此外,《汉书》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。《汉书》十“志”,《食货志》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;《沟洫志》有系统地叙述了秦汉水利建设;《地理志》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,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;《礼乐》、《郊祀》、《刑法》三志分别记载政治、军事、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;《五行》、《天文》和《律历》三志,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。《艺文志》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是非得失,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。

  同时,班固也开创了目录学,《艺文志》采用了刘歆《七略》的分法,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,加以论述,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,有更清楚的了解。加上,又保留了《七略》的大概面貌,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旳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著作,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及学术文化史。

  再言,《汉书》确立了书志体。十“志”规模宏大,记事丰富,对于政治、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,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。书志体始创于《史记》,《汉书》加以发展,后代正史的志,大抵以《汉书》十“志”为依归。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编著所模仿,如唐代杜佑《通典》。

  另一方面,《汉书》也保存了珍贵的史料,西汉一代有价值的文章,《汉书》几乎搜罗殆尽[1]。它既袭用《史记》的资料,又新增了不少史料,在收录人物的同时,多引述其政治、经济策论,如《贾谊传》收入《治安策》、《晁错传》收入《言兵事书》等。同时,也为史事拾遗补缺,如《萧何传》增补了“项羽负约,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”的史事。

  除此之外,《汉书》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。《汉书》继承《史记》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,运用新史料将《史记·大宛传》扩充为《西域传》,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,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。这些记载,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