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老子他说》第十九章:“王”“贼”并列的烂帐

  《老子他说》第十九章:“王”“贼”并列的烂帐

  绝圣弃智,民利百倍。绝仁弃义,民复孝慈。绝巧弃利,盗贼无有。此三者以为文不足,故今有所属。见素抱朴,少私寡欲。

  由这一章的反证,更可以看出老子的精神,不是如后代所说的反对仁义、反对孝慈。他只是提出当时社会不对劲的地方,希望当时的人慎重处理,将之归导于正途。而千古以来,注解老子的学者专家,往往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,困于老子的语言文字,没有听出弦外之音,把老子误解得太厉害、太离谱了。实际上老子、孔子都是同一精神,表达方式不同而已。

  老子对春秋时代社会的批评,是要“绝圣弃智”。我们研究春秋、战国的历史,那真是越读越使人感到高明。孔子作《春秋》,是中国第一部历史书籍。有人说《春秋》不能读,读了会使人奸诈狡猾。孔子自己也说过:“知我者《春秋》,罪我者《春秋》。”历史读多了,好的榜样没学成,坏的手段全学上了。例如,一般人读历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,诸葛亮难效,曹操易仿。看小说都想当书中的主角,读《三国演义》,想当刘备者不少,想当赵子龙、关公者更多。很多人将自己的欲望,投射到书中有大能力、大聪明的角色情境中,结果在不知不觉中,变成了画虎不成反类犬,何其可悲!

  其实,在《春秋》一书里,好的道理处处可寻,坏的现象也连篇累牍。那个时候,对圣人的标榜特别的多,几乎每一个会讲会说的都是圣人,聪明才智之士,比比皆是。从春秋到战国这一阶段,在我们整个历史中,真是人才辈出的时期。我们读春秋、战国时的著作,有时看到某人讲的话,非常有理,但是再从反面想想,又觉不对,应是反面正确才是,然后再转到另一个层面来看,则前述二者不无可疑。每个人的意见都很高明,也都有值得商榷之处。当时真是一个文化变乱、社会变乱的时代。西方人有一个历史观点:社会历史到了末期,在变乱不安时,才产生哲学家、思想家。然而,依我们的历史哲学看来,与其如此,不如不要这些哲学家来得好。高度的哲学智慧,是从痛苦变乱中的刺激锻炼而成,代价未免太高。

  所以,老子反对标榜圣人,反对卖弄世智辨聪。春秋、战国之间,善于奇谋异术的高人,一个比一个高明。例如范蠡,他帮助越王勾践复国,实行他老师计然子所教的六法,不过用了其中的三四项策略,便稳定了国际情势,而越国也复兴了。最后名与利、功勋等等,一样也不要,自己一走了之,到别的地方做生意去了。至于做生意的方法,也是他老师计然子教的。像春秋、战国这一类的智慧之学,简直看不完,太热闹了。

  然而,那个时代的世局也就特别地动荡不安。假使我们身历其境,蒙受其害,便晓得那种痛苦,不堪消受。古人有句话“宁作太平犬,莫作乱世人”。那乱世的人命,的确不如太平盛世的鸡犬,人命危如垒卵,随时都有被毁灭的可能。老子对那个时代,深深感到痛苦和不满,因此便说:“绝圣弃智,民利百倍。”人们如果不卖弄聪明才智,本来还会有和平安静的生活,却被一些标榜圣人、标榜智慧的才智之士搅乱了。

  战国时期,真正能摆布那个时代二三十年之久的,只有苏秦、张仪两人,不管他们摆布得对或不对。所以后来司马迁、刘向等人,都非常佩服苏秦,这么一个书生,年纪轻轻出来,竟使国际间二十几年不发生战争。我们现在听来,二十几年的和平,好像算不了什么,但是春秋战国的时候,几十个国家随时随地都在作战。每一次战争都要死亡一大批的人。老太太、老太爷们,辛辛苦苦将自己心爱的儿孙慢慢养大,然后一上战场,几分种的时间便结束了生命。难怪司马迁认为苏秦只是个文弱书生,却纵横六国之间,消洱战争达二十多年之久,这本事够大的了,很令人佩服,因此特别在《史记》上记上一笔。

  老子当时的社会情况,虽不比苏秦、张仪那个时候的混乱、糟糕,但已迈向大变不祥的道路上去,他痛心之余,就有“绝圣弃智,民利百倍”的主张。仁义的道理也是一样,那时不只是孔子提倡,但孔子综合了仁义的精华,传给后代。在春秋、战国时候,各国之间,相互争战,彼此攻城掠地,都以仁义的美名作口号。你们要讲仁义道德,那很好,我也跟着讲。但是你们一切都得照我吩咐,要跪便跪,要杀便杀,反正我也可向外宣布这是为了仁义道德,不得不尔。仁义道德的用法,一至于此,那已是天下大乱,不可救药了。所以老子非常讨厌,又主张“绝仁弃义,民复孝慈。”社会上不需以仁义作宣传口号,越是特别强调仁义,越是尔虞我诈,毛病百出。